不少政治矛盾 来自把权用尽

回到香港，近年议会和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令人开始丧失了什么是“合适行为”的界线，民众也可能对什么是“合适行为”混淆麻木。

最近看到李鹏飞、曾钰成和李柱铭3人谈及议会旧事，会想起九七前后的议会政治，虽然评诋激烈、针锋相对、尖酸刻薄，但往往有些底线，可能是英式议会的影响；有些是decency的底线，即是太难看的事大多人都是不做的。议会当然立场分明，但却还是尝试以理服人，起码用道理说服还在听的民众。

像当年夏佳理在对梁爱诗的不信任动议中离席不投票，又或以梁锦松的辞职来说吧：梁锦松“偷步买车”避税是没有犯法的，致命伤亦不是避税的金额，而是解画时再被人揭破，诚信出现问题。没有诚信、没有某种尊严，就无颜担任高职。到今天劏房、囤地、僭建、收受利益者盘踞高位，这些规范彷佛都不重要了。

不少政治矛盾，来自把权用尽。例如释法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委任的权力、主席的权力、议会大多数的权力，可能也包括拉布的权力。议会斗争在某时开始，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政府硬闯、议员拉布、主席限制发言、占领主席台、赶人出场、抬人转房、再拉布、DQ（取消资格）、改议事规则、流会、不断加会，周而复始，其实不断破坏议会的民主精神和运作。

到某个日子后，哪个“初一”哪个“十五”是对的、是错的，可能大家都搞不清楚。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作为观众的选民，可能有时也能只问立场和归边，因为大家都已经丧失了衡量每一个议会行为对不对的标准，反正应该没有任何一方是完全对的。

慢慢下来，选民会丧失判断能力。像美国一样，特朗普每日发生的事是不会影响其支持者的取向的。以最近3．11立法会补选为例，我投票前便在想：究竟“DQ牌”有没有用？这个想法的基础是：两大阵营的选民壁垒分明，民主派的支持者自然反DQ，建制派支持者自然觉得你们被DQ是“抵死”；这两大堆选民（加起来总占会投票的选民的八成多吧）的投票取向，不论选举期间如何讨论和炒作DQ议题，应该都不会改变。选举工程的分别只是能否动员各自支持者投票，余下的可能有一成多的“非政治性”选民，可能根据地区工作、熟悉程度和其他因素来投票。由于他们是“非政治性”选民，顾名思义也不是以DQ议题作投票基础了。

棒子一打 总有各色人等协助附和

以戴耀廷最近受批的言论来说吧。他在台湾的发言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语焉不详”，就“港独”来说其实没有立场。如果这都说是“播独”，简直就是构陷了，将来所有言论都可以视为“播独”。这场运动无论背后的目的是要“杀鸡儆猴”，要学术界和政界在港独问题上噤声，要为23条立法限制政治言论自由鸣锣开道，还是要把香港自占中以来的民主运动和“港独”綑绑起来作内销宣传作用，都完全超越了港人对言论自由的底线。当然，棒子一打以后，总有各色人等根据自己的角色设定协助附和。但对言论自由有基本支持的人，在这架势下也是没有选择，只能站到另一边。

有些事情，是再也回不去的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