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对这些体制内反对者失望的人，组成了街头的反对者，寻找替代他们的可能，或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政府当局。传统的立法会内政治运作的模式走向衰竭。

当香港的反对者，无论是立法会内或是街头上的人，在一座政治化的城市里，民粹的出现就是他们最好的炮弹。他们的主张基本上不会有得到验证的可能。而民众却可能相信他们的主张是对的。最终，这座城市的民众开始分化，成为极端对立的两方。

这在香港并非第一次。过去经济的繁荣，掩盖了香港曾经也是一座非常政治化的城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同样是一个意识形态，以立场先行的城市。现在，它不过是重新复活了而已。

显然，“九七回归”与“一国两制”是这种转变的开关按钮。但实际上，香港并非没有彻底关闭这种转变的可能。九七回归后，香港的政治曾经一度向好，向常态化政治转变。但可惜的是，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了这种可能性逐渐消失。当北京开始放弃完全不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定时，又加重了这一种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是中国的“政治特区”。上世纪80年代对香港的政治安排，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安排于当下已经渐渐有些不合时宜，其中的制度漏洞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正。正如行政长官的权力与权威，并非仅仅来自于《基本法》的确认，同时也来自日常政治运作中所建立起的形象与魅力。依靠宪制确认的权力固然不错，却并不足以保证它在日常运作中有效。正如当下香港行政长官与香港公务员系统、立法会的关系一样，彼此间的鸿沟可能远大于合作的可能。

一个成功的“一国两制”，显然并非保留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就是成功的。“一国两制”的最大贡献，在于保留了有别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说，应该允许它尝试自己的政治改革，寻求突破当前这种困局的努力。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尝试的时间窗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了。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