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中国聚焦

香港是中国的“政治特区”，应该允许它尝试政治改革。

“一国两制”的目的并非在香港岛上保留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就算是成功的，它同样需要改革，需要发展。中国保留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岛上，是寄望于它对中国有利。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很好，香港经济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已经越来越小。

如果从科技、互联网经济的角度上看，它更加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它可以在政治上尝试实现良好的城市治理，或是探索出新的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那它对中国未来的意义将变得十分重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认为她任内的重心工作是经济与民生。这一点没有错。保持经济繁荣，让民众拥有好的生活，可以提升政府的威信，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治理。

但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香港现在是一个政治化的城市。激进本土政治力量的出现，异议者开始质疑香港的法治、法庭和法官，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政治化程度前所未有。在它的背后，反映的是香港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实，这种不确定性，又何尝只是香港才有，中国大陆的不确定性与之相连。或许，这就是香港人急切想摆脱与中国有关系的原因。他们或许认为，只要自己能够作主谁来治理香港这座城市时，他们就能摆脱这种不确定性，能够感到安心。但这恐怕并非事实，也不会是现实。

一个政治化的城市，是投机政客与政党出现的最佳土壤。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环境，把所有议题都政治化，制造混乱。尤其是香港的迷宫般的立法会选举制度设计，以及当选行政长官的条件，使得反对者根本无缘实现对香港管治的可能，甚至哪怕只是在立法会取得控制权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因此，当反对者并不需要自己上台治理城市，为反对而反对，或者只要保持反对的姿态，就足够他们获取政治资本，以便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当选，或者在香港维持知名度。

香港目前的政制可以保证行政长官对北京绝对的忠诚，也能保证反对派无缘于香港治理，但这恐怕也恰恰给香港的管治者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最麻烦的、最投机以及最民粹的反对者。后果还远远不止于此。虽然这些反对者可以在立法会上质疑政府政策、行为，但他们的权力却又如此之少，以至于基本上，他们很难做出任何有效反制政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