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angguru创办人不到30岁

Ruangguru两名创办人贝尔法和伊曼（Iman Usman）都不到30岁。

贝尔法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念完本科后，负笈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拿的都是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在麦肯锡顾问公司担任顾问。伊曼自印尼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国际教育发展课程。

两人在为赴美国留学做准备时发现，印尼网上授课市场很难找到好师资。有了切身体会后，这对好友在美国还未毕业时就决定创业，设立集结好师资的平台。

伊曼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师资差是印尼教育最棘手的问题。“有检测显示，超过50%的老师其实不符合执教资格。”他的另一观察是，能考上印尼好大学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住大城市、家境较好。

的确，跟印尼人谈教育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住在爪哇岛的人算幸运 了。”

印尼是万岛之国，地域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很多资源都集中在爪哇岛。在小镇或偏远乡村，因为基础设施和道路建设不完善，有些孩子连去学校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跟上城市孩子的学习步伐。

伊曼在苏门答腊巴东一个普通家庭长大，家中五个小孩，他排行老幺，却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伊曼说：“上大学、去美国留学，这是我家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成了伊曼和贝尔法创业的动力之一。伊曼透露，目前Ruangguru七成用户来自雅加达以外的二三线城市，家庭收入普遍不高。

蔡维顺同意科技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平台，给了印尼年轻人一个出头的机会。“不管你父亲是谁，你是有钱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家的孩子，一台电脑就是一台电脑；在电脑面前，大家都一样。”

应用接地气才能产生巨变

在风险投资公司创办人蔡维顺看来，科技创新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那半句广告词：改变生活。

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应用会不会成功、该不该投钱，有10多年投资经验的蔡维顺说：“关键在于科技是否‘接地气’。唯有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个应用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然后创造巨变。”

根据创业研究机构Tracxn网站的数据，印尼有逾3000家科创公司。不过，知名创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说，70%的印尼科创企业在第一轮融资后的20个月内就倒闭了。

蔡维顺说：“科创公司分两种，好的公司推出的应用像止痛药，他们看清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很多便利。例如Gojek的应用就是成功的例子，它让人们出门随时可找到交通工具，在家里按一按纽能叫外卖，很神奇。不好的应用像维生素补品，用不用都无所谓。”

蔡维顺是地道的印尼人，大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工作。他判断，印尼正处于数码经济蓬勃的好时机，经过前期十几年的发展后，社会“数码基础”已经建立，为下阶段的发展打下根基。

所谓数码基础包含网络覆盖率高、手机使用率高、上网费下降，加上具备手机定位系统、数码支付系统等等，为整个数码生态提供养分。

蔡维顺说，时机非常重要，但数码基础要素也是缺一不可。

科创障碍：人才短缺及政策限制

印尼数码经济潜能虽巨大，但要稳健迈步还须克服重重障碍，尤其是人才短缺和政策限制。

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A.T. Kearney）的数据，印尼平均每年每100万人仅有278名工程师，远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西瓦格·达尔马·内加拉（Siwage Dharma Negara）受访时说，资讯科技人才难寻是印尼科创业的挑战，有人连基本技能如英语、编码、编写程序都缺乏。“这也是为什么扎根较深的Gojek也得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和菲律宾公司。”

为解决人才不足问题，印尼政府在学校引进数码技术课程，私人企业如苹果公司也跟当地大学合作，协助培养数码人才。但西瓦格指出，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印尼现阶段只能靠外国人才。

受政策所限　外国科创公司难发展

外国科创公司受限于印尼的政策而无法大展拳脚，大大阻碍了印尼数码经济的发展。

西瓦格指出，按现有条例，外企投资25万美元只能取得临时执照，投资100万美元才能拿到永久执照，这对“轻资本、重技术”的行业如网页设计和金融科技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发展瓶颈”。西瓦格呼吁印尼政府调整不合时宜的政策，因为它们只适用于外企到印尼投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而不适于科技初创公司。

谷歌开发人员及初创生态负责人克里门也抱怨，外人在印尼投资很困难，要成立一家公司得等上约40天。

《雅加达环球报》引述克里门说：“网上银行在印尼很普遍，人们可以上网开户头，为什么不能给科创公司提供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