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罪感

张晋的手机像树洞一样，从早到晚接收着出院病人的情绪。问的最多的，除了是否完全康复，有没有后遗症，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常接触到家人？“很多人感觉自己像个定时炸弹。”

最初，丁宇辉在家面对两个孩子，一般仰着脸，戴着口罩。1岁半的老二伸手要拿口罩，丁宇辉只好一直往后躲。

“小孩上完厕所，我就看他的便便，稀的，中了新冠肺炎了？喝水呛了咳嗽两声，我也觉得完了，你又被我感染了，怎么办呢。”

即使在家，田静的口罩也没有摘下来过，不戴反而觉得空空的。回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丢在门外垃圾袋，然后冲到卫生间洗澡，爱人没来得及和她说上几句话。

洗完澡，她把浸湿的口罩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拿开水和84一起泡，随后马上钻进自己房间。

不得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让她痛苦。晚饭时，爱人原打算庆祝一番，田静出来端上碗就走，“你们离我远一点。”田静说，爱人神经大条，“哎你别搞那么紧张！”他劝，田静不听。

仿佛在病房一样，房间里外，田静分出属于家的污染区和清洁区，并嘱咐家人也戴口罩做好防护。

上厕所是唯一出房门的时刻，这让田静感到头疼。出来必须经过客厅，她会等到家人离开，不对着任何人说话；有时水喝多了，家人还在，她就憋着不出来。上完厕所，消毒也是必须的，看着马桶里泡沫螺旋往下冲，田静觉得安心。

日常吃饭变成一场精细的作战。家人将盛有饭菜的一次性的碗筷放在房门口，微信传达，“饭放在那里了。”门开一条缝，田静伸出一只手，用酒精喷一圈，再拿进来吃。

透过这条门缝，她能看到客厅的样子。过去，一家三口会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其乐融融，“肯定会想到以前的生活，人谁都渴望自由，你说是不是？”

感到憋屈，丁宇辉给病毒研究所、主治医生、疾控中心挨个打电话，“你们能不能帮我再检测下？”“要不给我小孩检测下吧？”

“我觉得很辛苦”，他谈到那种自责的感受。

主治医生安慰他，“你现在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也有很多病人要我重新给他们检测，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治愈的病人很多有负罪感，这种心理对你们来说是正常的。”

周鹏在重症时，执意在身旁护理他的父母也被感染了。好在他们都是轻症，最终治愈出院。

等到父母病情稳定，周鹏终于提起，“儿子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只有等你们康复回来了，儿子好好照顾你。”

75岁的母亲听了没说什么，只说一句：“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险，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眼泪瞬间往下掉。

周鹏才知道，在病情最严重时，自己的血氧一度到了82%，再往下低就要切气管了。

从ICU出来没几天，周鹏听说有护士感染了，“虽然不一定跟自己有关，但总会觉得有愧疚”。

他说，等疫情完全结束，一定要回一趟医院。穿着防护服的护士们看不到脸，不知道名字， “真的要去谢谢他们”。

长久的创伤记忆

2月中旬开始，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热线中，康复者的求助来电逐渐增多。

杜洺君告诉记者，很多人把感受封存起来，还没有要进行梳理，但是在他们内心，感受都是翻腾和裹挟的，有一点点外界的触动，马上会被提取出来。

64岁的武汉康复者沈芳青来不及想太多，她的丈夫在ICU已经超过50天，仍在尝试脱呼吸机。医生说，病毒、大白肺、持续高烧，引起脑梗，若能活下来已是奇迹，后期的恢复是漫长的。

在隔离点，沈芳青每天心揪着痛，吃饭有一顿没一顿，她看小说分散些注意力，疲倦了睡觉，醒来就在与先生的微信私聊中自说自话，把焦虑、担心用语音存进去，希望他醒来后能听到。

这是他们结婚42年中最久的一次分离。沈芳青常常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先生的不适。

隔壁房间三个康复病友的老伴都离世了，沈芳青看她们回忆当初的场景，眼泪都流干了。那是武汉最艰难的时期，十多天没地方查病，“最后好不容易坐在大厅里，在椅子上一边输液，针还在手上，人就去世了”。

康复者，这个名字意味着他们也是灾难的幸存者。让不少心理专家更为关注的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康复者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汶川地震以后PTSD的发病率比正常人群高了10%左右。SARS时，我们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是13%左右。玉树（地震）也一样，一直到过后三年，PTSD的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浙江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心理医生唐伟告诉记者，他曾参与过汶川地震、温州“723”动车事故、丽水里东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心理援助。

唐伟介绍，现在一些患者和医护人员存在急性应激障碍，而“PTSD”会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开始出现，有几个症状——闪回，清醒时，脑子里会想起以前痛苦的画面；躲避，不敢到相似的环境和场景；警觉性增高，比如睡不着，听到稍微一点小动作，心惊肉跳；再严重者甚至会自残、自杀。

熬过病危的30岁康复者邵胜强记得重症病房里的安静。一天，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窗，他看到几个医护人员拖走一张床，床上是包得很严实的白布，医护人员正对着白布消毒。

他感到害怕，和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有多少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磨难？”

病房里，大家都见证着，没有人说话。

身边人逝去，病友间会以故作轻松的方式提起，“旁边房间今天又打包了一个”，“昨天不是看着还好好的”。

回到家，偶尔，邵胜强会梦到病房的场景，医护人员还在奔跑，正在查看各个病人的生命体征。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王健向记者提到，因为“PTSD”，一些康复者还会出现抑郁的心理状态。

王健曾在2003年对非典患者心理干预，后续长期支持，也曾参与汶川地震的救援和2014年马航坠机事件的危机干预。

非典疫情后期，他在心理科门诊坐诊，陆陆续续有一些患者来看病，他们有非典的病史，已经出院一两个月，抑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很自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这辈子怎么就摊上这事儿了呢”。

一位护士留下了“PTSD”，将近一年来找王健看诊。她在一次运输中近距离接触患者，感染了病毒，“好长时间老去想，当时怎么得的病，不能释怀”。

也有人在冷眼中产生自卑。不过，王健指出，不是所有自卑都会发展成心理问题，灾难后，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新的生活，人们就会淡忘恐慌，患者也能慢慢走出来。

“如果需要，也可以寻找精神科或心理医生，评估心理状态是否达到抑郁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再进行吃药、认知重建、情绪疏导等等专业的治疗”，王健说。

目前，让唐伟、王健忧心的一个问题是，当各地心理干预队伍撤退后，后续的心理支持谁来做？能否形成长期机制？

唐伟提出，是否可能延续一省援助一市的机制，回去之后，由各省的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继续与湖北各市对接，然后以当地的心理咨询机构为主，形成组织，“长期1年-5年继续做，我们后方提供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王健已经在患者中排查了一些高危人群，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之后同行的门诊还能继续做心理辅导”，王健在北京通过网络、电话做心理康复。

治愈后，邵胜强变得乐观、豁达。他开始觉得，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很多事情要做，就尽快去做，不要等了”。

整个武汉按下了暂停键，邵胜强的创业项目也是，资金链断裂，一个月有几十万的缺口，员工要还车贷房贷，一度让他焦头烂额，但他也不怕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过去，他一天工作18小时，现在久违地早睡早起，锻炼，看书，学习。他开始看孩子的手工视频，列好了和妻子未来旅游的时间表。

回家后，邵胜强在手机上做志愿咨询，为不了解新冠肺炎的人科普解答，凌晨他会接到人们慌乱的信息。“他们看到我一个重症患者恢复过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也给了他使命感，让他更好地重返生活。

许多康复者提起捐献血浆的场景。丁宇辉也捐了血，“弥补一下自己给国家添麻烦的过错。”看到血从静脉中被抽出来，丁宇辉心里“感觉好多了”。

周鹏变得感性，血站反馈他血液合规，抗体也达标，两名患者用上了，在第2天已经情况好转，“我听了特开心”。

田静所在的地区还未解封。在家待着，田静格外想看窗外，外面的世界现在只有一排排房子，所幸，陪伴她的还有一株桂花树和家人的支持。

“春天来了，好多树叶都发芽了。”她期待真正走出家门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