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社会之困

徐盛母亲10年的工作差点丢了。最初，是老板迟迟不让报到，清理了所有私人物品。报到后，要求选择其他职位，老板透露出辞退的意思，质问，“你知道多少人在投诉你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都是个名人了？ ”

“她当场就哭了，回到家伤心了很久”，徐盛只有不断劝母亲，内疚不已。闲时说起，一家人坐在一起落泪，互相安慰。3月10日，徐盛告诉记者，经镇政府协商，母亲获得了另一岗位，只是工时加了一倍多。

徐盛说，身边治愈的病友也在经历类似的困境，“他过了两三个隔离期了，公司还是不让他去，他觉得是变相的开除。”

如何真正回到人群中，成为康复者与家人共同的担忧。

2月18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了一位在杭州食品公司打工的湖北籍员工因为被确诊过新冠肺炎，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来自湖北的康复者周鹏还在线上办公，但已经做好今后线下工作的打算。早会时，他会坚持戴口罩，到天气热了为止；他准备待在独立办公室，用麦克风跟员工交流；每天上班最早去，下班最晚走；订了臭氧杀菌机，“尽可能在环境上给大家更多安全感”。

湖北外地区复工早，出院又再隔离14天后，丁宇辉去公司上班。刚进办公室，同事神色惊讶，“你怎么回来啦。”“你不在家里休息两天吗”，有同事语气委婉。也有人心直口快，“回家补一下身体啊，过两天再来。你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有事大家都有事。”有人往后缩了缩，“我现在特别怕，压力特别大”。

丁宇辉理解，“都是正常的情绪。”他拿出医生的说法，详细解释了情况。

话说多了，又戴口罩，心情和气息浮动，丁宇辉咳了一下。同事们看他一眼，他感觉整个空气“凝固了”。隔着口罩，丁宇辉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这天中午，以前一起去食堂的同事和他谁也没叫谁。有人经过他座位，会绕道走，路上碰到会让他先过。

丁宇辉性格大大咧咧，平时和同事间也爱开玩笑。这次，他固定在座位上不想再离开，“没法哭，会被人说跟小孩子一样。”其他人有说有笑，他对着电脑文档，变换着打字。

丁宇辉甚至想过去山里生活，“最好一个人待一个月。”

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但曾弥漫的恐惧与羞耻不会立时消散。纪录片《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记载，“我们采访了3个（非典患者）家庭，每个主人都会战战兢兢问：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们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当时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3月。

社会氛围难解，但是心理支持或许能像创可贴一样包扎康复者的伤痛。

湖北省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李莉对一位方舱医院的康复者印象深刻。后者在隔离时接到朋友电话，说好等出来以后一起喝咖啡。她不断跟李莉揣测对方会有的心路历程，“（朋友）她其实是照顾我的情绪，其实她肯定还是怕我的。”

这个康复者还说，今年一年就不出去了，不跟外界联系。

“慢慢来”，李莉告诉她。

李莉给她分析了新冠的传播性、传播途径，让她消除疑虑。“然后我们鼓励他们，不一定非要去跟别人去相处，这段时间先学会跟自己相处。从封闭的环境到上班的环境，中间一定要有过渡，再慢慢扩大，去适应”，李莉说。

杜洺君在接听热线时，会引导治愈者把个人和集体、社群的反应分开，“我们邀请他把焦点调到自己身上。”随后，把新冠病毒和他这个人分开，“这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不能因为这个经历去否定和抹杀了自己的全部。”

在电话的最后，杜洺君会和来访者一起讨论一个行动方案，先在认知和情绪上进行调整，再强调生理上的营养、运动、睡眠的恢复，“这也是另外一种调焦，把他从心里的点调焦到身心全部。”

庆幸和感恩，是治愈者常提起的两个词，“他们也说，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把那一半生命当第二次来活”。

这反而让杜洺君意识到，他们的心理状态恰恰是婴儿的状态，“从我们社会支持系统来讲，我们能做点什么？”杜洺君对记者感叹，“他们是确确实实因为这场疫情付出了代价的人，我们要予以他们尊敬，而不是羞耻的感觉。”

治愈者的自我怀疑

走出医院的时候，山东滨州的康复者赵冉冉看到了太阳，有种“囚禁了很久解放的感觉”。在隔离病房时，窗户不能打开，她住在阴面，偶尔阳光斜射进来，更多的时候，只能望见连绵的雨雪。

真正出院之后却没那么舒心。赵冉冉向记者描述那种“不确定感”：“就想听到一个权威的说法，说你彻底康复了，你跟正常人一样了。特别想。那样的话，哪怕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也不用担心了。”

出院隔离到第10天，她的精神还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一直走在钢丝绳上小心翼翼，就想赶快跑、奔跑”。

丁宇辉出院时，网上刚好出现康复者复阳的消息，他翻来覆去看新闻，安慰自己，出院做了咽拭子、肛拭子等六项核酸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但身边人的躲闪让他更加动摇。

姐姐告诉丁宇辉，你不在这段时间，嫂子这个人啊，看到你们家小孩就跟看到鬼一样，跑得特别快。“小孩都检测过，很健康”，丁宇辉懒得再解释。

他开始怀念起在医院的日子，想要躺在病床上的安全感。

出院隔离观察结束后，丁宇辉再次和医生确认，“我是不是真正的出院？”

医生说，电梯在前面，你可以自己下去了，我们不用送你，你回去可以叫滴滴，上班，去食堂，你前后做了八次核酸全部通过。

但上了班，自己是个“带毒的人”的想法又扎到心里。他耳朵变得灵敏，听别人咳嗽，想到万一“传染”给同事，公司整个厂区就要隔离，承担不了，压力越来越大。

一有空，丁宇辉就去门房测体温，“你看！我才36度5”，他对门房说。连花清瘟，每天吃三次，“其实没什么问题，也想吃。”

湖北省荣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张晋在新冠疫情中管理医院的发热三区，在对出院病人进行电话回访时，她发现“死”仍然是高频词，“但凡出现一点点不舒服，比如食欲差一点，拉肚子，呼吸不顺畅，胸闷，就会联想到原来的病”。

张晋做出解答后，有患者会说，“医生你别骗我，我会不会死？”“我这样搞会不会半天就不行了？”一位在隔离点的出院病人拉肚子，浑身无力，吃止泻药也不见好，“早知道我就不出院了呀，我好想住回来，想打针”。

不少康复者依靠安眠药度过焦虑的长夜。多数求助，想要的就是医生简单一句“没事的”，“在最痛苦的时候，病人是跟我们一起朝夕相处的，所以在信任度、依从性上会好一点”，张晋说。

“没有得过这个病，就没有办法去说，别人是不是矫情”，张晋感受很深，她的同事也感染了，“他们对这个病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但他们也会和病人一样，无比焦虑，无比害怕每一个指标。”

一个医生每天问张晋，“我的背每天到几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微微发热，我一量我也不烧”，张晋不知道怎么安慰好，她能隐隐感觉到，“这个病会改变人很多”。

疫情还没结束，张晋回不了家，有时候晚上躺在酒店的房间，她也在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健康。

后来，张晋建了“康复之家”微信群，对自己科室经手出院的20多个病人“负责到底”，跟进后续用药和身心的康复。

一些康复者会解读每一版指南里更新的诊疗措施；有患者一直核酸检测阴性，只能诊断为疑似病例，内心焦虑，“他说我这个病得了一场，我还不是这个病，心里很不甘”；有人出院后想到一些问题，会给管床医生、张晋和群里都发一遍，希望得到各方的认定。

张晋能想象咨询的病人在手机那头焦急等待的样子。有时她一回复，对方马上就发来一条“谢谢”。一天清晨7点，一位一家6口感染的30多岁女患者往群里转了一张新闻截图，是从方舱出院回家的病人4天后突发身亡的事件。女患者提出想再做抗体的检查，张晋觉得，她可能挣扎了一晚，等到早上才发出消息。

“你想TA在隔离点或在家，一个人在房间，捧个手机，也没有什么娱乐，眼巴巴等着你回一下，而且现在有小毛病也没法去附近医院看，医院都在治新冠。”

康复群给了出院病人一种归属感，张晋说，那是像定心丸或者后盾一样的东西。出院患者互相打气和安慰，说的话特别管用。

3月5日，首个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在湖北省中医院开诊，主要对出院并隔离后的患者进行恢复期的复查和心理评估。湖北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肖明中告诉记者，他接待了很多焦虑的康复者，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有些人来，戴着帽子，穿着袄子，围着围巾，“捂得严实”。

除了在指标上给出专业的判断，肖明中也会告诉他们：你已经是个健康人或正常人了，只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跟你以前一样，但是这不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