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窗外天蒙蒙亮，丁宇辉躺在床上，浑浑噩噩的，好像听到贴在墙上的对讲机发出沙沙的噪音，“量下体温哦”，是护士的声音。

丁宇辉条件反射般醒来，抓到手机，清晨6点半。

床头看不到温度计，手指头也没了血氧夹，这是家里卧室，不是医院的病房。他转过身，两个孩子还在熟睡，口水的痕迹蜿蜒着留在下巴上。

他们对这个刚治愈新冠肺炎的33岁男人的心思一无所知——总揣摩着身体还带着毒，怕传染，他一度习惯背对孩子睡。出院半个月，妻子仍在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他疯长的焦虑无处可诉。

丁宇辉屏着呼吸，小心翼翼帮孩子补上踢掉的被子，勒令自己再次睡去，起床后，他还要面对邻居、同事的冷眼。

截至3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81218人，死亡3281人，治愈出院73650人。

他们出院了，从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到治愈者，迈过一道道坎，却发现自己成了“感染过病毒的人”。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非典痊愈出院病人在3个月内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是16.4%和10.1%，这种心理损伤可能是慢性的。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医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也发现，约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很倒霉，愈后不被社会正常接纳；而那些把病传染给别人的人又感到愧疚。

治愈者另一版本的故事，是传染病留下的长久余响。

流言

从医院走出来那一幕太令人熟悉了。握手、献花、拍照，医生戴着口罩道贺，“恭喜你啊，你治愈了，克服了困难，又一例出院了”，两人都满脸喜色。“官方而暖心”，丁宇辉回忆说。

他曾是汕头确诊病例的25分之一。2月12日出院，“自由的气息”，丁宇辉在朋友圈写道。

业主群里，他马上发了一条信息报告出院。群里一派欢欣，有欢迎他回家的，有叮嘱多休息的，缓和了他不安的神经。临近出院，他反复问医生回去后可不可以出门，医生说只要戴口罩，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他担心病毒在自己车里留存，“在没载体的环境下存活不了多久”，这点他也特地和疾控中心的人确认了。

刺耳的言论还是冒了出来，是某个业主的方言语音，“你生病了回来干嘛呀，到时候传播给大家。”丁宇辉默默听着，没有回复。

一些康复者因此“不想回家”，身处湖北黄石的田静向开车来接她的社区书记倒苦水——田静48岁，1月底确诊住院后，密切接触者隔离政策还未颁布，爱人和女儿经邻居投诉被送至隔离点。因此，田静尤其在意邻居的反应。

社区书记安慰道，“谁也不愿意碰到这个事情……”田静心不在焉，精神紧张，和他有意隔着一段距离，用酒精把衣服喷得深一块浅一块。

回到小区卡点，邻居在门口指指点点，怎么回家了？他们家有几个人感染了？经过她们家要带几层口罩？……

田静一句句听得真切，皱着眉快步往家走。

冬夜寂寥，回家第一晚，田静坐在卧室床上，睡不着觉，“我该不该回来？”她想不到还有什么退路。

之后没几天，邻居的流言蜚语又窜了出来。

田静家住2楼，房间窗户外是一块空地，厨房的排气口正对空地，天气好时邻居们会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他们的议论声也从窗口传来，“诶呦，他这个气传出来有毒的，你们离他家远一点。”

田静不理不睬。“你能怎么样？你只能听别人说，是不是？”她向记者倾诉。

某天早晨，冲突差点升级。窗外，她看到对门邻居藏在一棵树后面盯着她的房间。“像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田静形容。

她忍不住多日的愤怒，拿起手机拍照，没想到那人摘下口罩，对窗户吐了一口痰，她止不住害怕。

忧思集中在小小的房间里。早上醒来，晚上睡前，想到现在的处境，田静的眼泪流进口罩。

邻居的健康是她的头等大事。田静每天问爱人，附近的邻居是不是没事？听到肯定的回答，心才落下来，“如果有什么事，人家肯定会放到你头上来”。

流言从小区蔓延到城市和网络。田静担忧的事，在荆州首例治愈的危重症患者李振东身上成了真。

李振东1月31日出院后，曾在2月16日因为左心室下有点疼，去医院做了复查，再次住院。李振东知道这不是复发，他做了三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出院记录写有“经新冠肺炎专家组讨论，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月19日，他的手机突然涌入大量信息，朋友们转来一张微信聊天截图——“因为之前那个出院的李振东又住进去了，他又复发了，现在小区成重灾区了。”

新增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小区强制隔离，每家每户封门，李振东猜测，业主们“有了想法”，认为他是传染源。

实际上，最初确诊后，李振东就住进父母的社区，没有接触过原来小区的住户。

截图在各个群流传，骂声一片。不认识的微信好友也给他发私信，打电话。

4天后，区防控指挥部将小区所有病例行动轨迹公布，李振东才感觉获得“清白”。

难听的话还是钻进了他和家人的耳朵里。一次视频聊天中，家人无意中说出，刚开始那几天，他们不敢出门，怕见到人被指着鼻子骂，觉得尴尬。

郁闷、气愤，那几日，他总是不由自主会想到这些事。后来，他不再回想，“调整心态，身体是自己的”，电话那头，37岁的李振东憨憨地笑。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全网转发”。1月确诊后，荆州市办公室信息综合室一份关于荆州市新增1例危重症疑似病例的报告在网络上泄露，李振东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被曝光。

那时，他正病重，不知能否熬过生死关头，电话都转到家人手机，很多客户打到公司询问他的病情，担心自己被感染。

这是他事后知道的，还有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是，爱人到政府办公室找人询问，最终获得道歉，但仍不清楚在哪一个环节发生了泄露。

他被冠上“毒王”的名号，网络上，恐慌还在倾泻，“有说我把我公司的人都感染了，后来变成只要我去的地方，所有人都感染了”，而李振东的同事家人实则没有一人感染。

“有时候，觉得病毒都没什么，真正伤害大的就是这种谣言”，说到这里，李振东的声音低了下去。

驱逐与隔离

有家难回。武汉姑娘倪晶73岁的外婆居住在孝感镇上的老小区，3月11日隔离后回家，街道书记担心引起抵触，特意将时间安排在晚上。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到了封闭小区的门口，几十人堵着不让老人进门。

这场闹剧最终以拨打“110”收场。警察劝诫无效，只得护送倪晶外婆到家门口。

倪晶说，老太太怕给邻居添麻烦，之后在家不愿开窗开门。洗好的衣服要晒，只敢晾在卫生间，怕挂在阳台上水滴到楼下。

身为在外地的湖北租客，徐盛的回家路更漫长一些。

父母早年来广东打工，在村里租的房子中住了十几年。1月27日徐盛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当天下午，救护车拉着警报开到家门口，房东下了最后通牒：一个星期之内搬走。

父母四处打电话找房子，因为家有感染者和湖北人的身份，找了十几家无果。

“你们住在那我们就不敢回来”，房东催得紧，“你们必须走，永远离开这里。”2月11日徐盛出院，住处仍没有下落。

徐盛得知，村委会同所有房东规定，不接纳湖北人，违反者罚款。他后来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房东愿意租房子，可以破例并提供他的健康证明。

眼看搬家期限将至，2月16日，徐盛在网上发出求助信，信中说，“我们战胜了‘病毒’，却被像‘病毒’一样排挤、隔离，无处可去”。

当天下午，镇长联系徐盛，安排了酒店住处。镇政府跟房东协商，为房东提供两个月住宿，2月25日，徐盛一家终于回到自己房中。

回到了家，出门也不那么容易。3月14日，一位湖北黄石康复者的房门被社区贴了封条和告示，社区称要打个洞穿链子把门上锁，他无法接受，“我们又不是犯人，何况家里还有无感染的人要生活”。

大多数时候，那是无意之举。武汉的治愈者邵胜强有天发现，家门口的猫眼上多了一张粉色的纸，一个爱心圈着一行字“肺炎防治关爱家庭”，他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错，可是它带来的这种感受是需要平复的。”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杜洺君曾在心理热线的电话那头听到过随之而来的“耻感”。

“耻感是在大型的公共事件中，社会后来加之于个体的感受”， 杜洺君渐渐明白，康复者所面临的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