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长辈通常会给晚辈发红包，讨个好彩头，但近两年中国经济不景气，不少上班族手头变紧，过年红包预算也随着下滑。受访学者认为，压岁钱行情缩水，有益于让过度物质化的压岁钱，回归传统习俗的本意。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的黄先生（30岁）决定减少今年的压岁钱支出，由去年的5000元（人民币，下同，约930新元）缩减到3000元。他受访时说，压岁钱缩水，主要是因为今年收入减少，拿到手的年终奖只有去年的一半。

黄先生所在的部门属于公司业绩较优梯队，以往年终奖至少是四至六个月薪水，这让他发起压岁钱来十分有底气。他说：“湖南老家亲戚朋友多，小孩也多，每个小孩500元，关系好的直系亲属孩子每人1000元。”

而今年收入下降，让他不再出手阔绰，他不仅削减了红包金额，也减少了红包个数。他说：“（红包）一律500元，只给关系好的亲戚孩子发，好朋友的就不发了。”

作为传统年俗之一，长辈发新年红包是一种年味，蕴含着祝福与祈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很多地方的压岁钱随着人们收入上升而水涨船高。过去被大多数人认可接受的200元红包，如今在不少地区已成过时的数额。

据《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时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会发100元或200元的压岁钱；而如今，很多网民都表示，压岁钱起码600元起跳。

然而，在经济持续低迷，尤其是年轻人面临就业压力的当下，高额的压岁钱让一些收入捉襟见肘的上班族压力重重。

在青岛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工作的陈健（32岁）受访时说，过去两年都没有拿到年终奖，今年公司只给了价值500元的米面油蛋等作为过节福利。

陈健在年前就回了趟江苏乡下老家，给家族里的老人送些礼物就返回青岛，避开了“压岁钱之痛”。他叹气说：“按村里的风气，红包300元是最低档，少说也要发五六个，没有2000块钱根本下不来。”

27岁的北漂何晓春今年也不打算发任何红包，因为“有心无力”。她对本报说，去年的收入几乎都用在生活开支上，基本上没有存下钱来，本来期待年底多少有些年终奖，可以拿来给外甥女发个红包、买些小礼物，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年终奖进帐的银行短信。

年终奖对于一般职场人士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不少人用来发压岁钱、买新年礼物的款项。一旦年终奖缩水或没有年终奖，意味着全年收入减少，新年红包等人情往来的支出也会相应减少。

据调研机构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2024年只有不足四成的白领预计有年终奖入袋，年终奖均值约为6091元，较上年减少859元，连续两年下滑。

面对压岁钱的压力，就连“旱涝保收”的公务员也心疼起金额不小的红包钱。

中国公务员在疫情期间出现减薪情况，但不少地区的公务员薪水今年又涨了回来，可尽管如此，红包负担还是让安徽公务员王女士（42岁）倍感压力。

她受访时说，她今年给两个侄子的新年红包金额跟去年一样，都是每人600元。“压岁钱只能比去年多或持平，不能少给，这相当于把补涨的工资花去了一半。”

压岁钱的传统寓意在日益变厚的红包中走了样，一些人拼面子发压岁钱，压岁钱变成“压力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大多数人花钱更加谨慎，更多人不愿为虚高、不合理的压岁钱买单。“压岁钱吃掉一个月工资”“压岁钱超过年终奖”等吐槽声，一到春节就开始弥漫网络。

中国官媒在农历新年前纷纷疾呼，勿让压岁钱成为人情负担。一些地方也不断倡议“人情新风”，试图引导民众合理发送压岁钱。

广西百色市今年就发文倡议民众少发压岁钱，发不超过“20元的小额压岁钱”，力图让压岁钱回归年俗祝福本意。此前，安徽阜阳也将压岁钱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

中国社会学者艾君认为，中国的面子文化是一些地区存在压岁钱攀比风气的主要原因。

他受访时说，自古以来，没有人规定压岁钱的数额，“一元也是压，千元也是压”，根据自己经济条件决定，只有一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才喜欢随大流；红包行情缩水，“有利于压岁钱回归传统美好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