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1月8日迎来第25个记者节，结果还不到一周时间，央媒新华社两名记者星期四（11月14日）就在采访现场被打。打人涉事方，是隶属于央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七局。

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两名调查记者王文志和程子龙星期四遭遇袭击，地点是在安徽合新高铁中铁七局施工现场。

在袭击中，记者的手机被人抢夺，王文志右手受伤。“两名调查记者采访时遇袭手机被抢”话题当晚登上热搜。

一名现场负责人对着镜头说，记者手机是他扣的，打记者的可能是他下属。

该负责人还气焰嚣张地撂下狠话：“我逮到人（记者）了，我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走吗？”

中铁七局安全隐患排查举报电话负责人于先生随后回应媒体询问记者遇袭一事时说：“哎呀，不要用‘袭击’，可能有点小摩擦，不管是哪里的记者，都不能够被袭击。”

于先生还说，目前现场指挥长正在前往事发辖区派出所处理此事，对于事件起因还不清楚，但称“可能是下面的农民工（所为）”。

中铁七局被揭涉“以次充好”

尽管官方尚未公布事件起因，但从王文志和程子龙近日的一篇报道中，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两名记者曾在星期二（11月12日）刊发的调查报道《弹性垫层“一割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存安全隐患》一文中，揭露了合新铁路（合肥至新沂）多家施工单位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的问题。

涉事的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在报道刊发当天发布消息称，公司作为代建单位，对媒体报道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赴现场，就施工单位使用“弹性垫层”情况展开全面核查。

经初步核实，合新铁路建设所用材料“弹性垫层”系施工单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标企业自行采购物资，使用前所有产品均履行了招标程序、出具了产品出厂合格证及第三方检测报告。详细核查正在进行中。公司表示，一旦核查发现材料质量问题，将依法合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随着事件在网上进一步发酵，中铁七局星期四晚出面发声明说，公司高度重视媒体关于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的报道，已于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目前正全力配合皖赣铁路安徽有限公司的调查。

声明还说，公司高度关注“《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施工现场被袭”新闻，正在配合安徽定远县警方全面调查，等待调查结果。该公司坚决维护记者舆论监督的合法权益。

中国记者协会同晚也发声明说，目前，王文志及程子龙人身安全，手机已退回。该会将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与记者及有关部门保持沟通，维护记者正当采访合法权益。

王牌调查记者王文志

王文志是《经济参考报》社经参调查报道室主任，在过去22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有18年都是在中国国内调查报道一线。

有“硬汉记者”之称的王文志采写过上百篇调查报道，从北京著名公园暗藏高端会所，到中国福彩黑幕、境外特大网络赌博平台，再到调查莱荣高铁偷工减料案，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此前轰动一时的澳门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绰华（外号“洗米华”）非法赌博案，也源于王文志的报道。

王文志通过跟随大陆多名赌客潜入相关赌场，连续进行跟踪调查，进而获知其网络赌博平台设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的内情。曾有黑帮背景的周焯华，还通过多个渠道向王文志发出过威胁。

历经两个多月的调查，王文志采写出《特大国际网络赌博平台渗透国内》报道，促使中国官方出手调查，最终在2020年将周焯华等人一锅端。

2020年12月，王文志被中国普法办、司法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为“2020年度法治人物”。

今年11月7日，王文志以《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报道第八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他一周前接受访问时，对记者这一职业仍然保持着热情，说“只要我们努力，并有一定基础，一定能做好这个职业”。

但王文志的一腔热忱掩盖不了中国调查记者凋零的事实。广州中山大学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中国在册调查记者仅剩175人。与六年前相比，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不足2011年的一半。而这也是目前网上能查到有关中国调查记者的最新数据。

新华社记者不能打，其他记者呢？

王文志的遭遇并不是近期首例。中国地方媒体不久前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湖北日报集团旗下极目新闻一名记者去年5月前往贵州毕节采访时，就被当地警方殴打。

但王文志和程子龙被打事件之所以引爆网络，不全是因为事件本身恶劣，还因为“踢到了新华社这块铁板”，许多网民和媒体都表示震惊：“连新华社的记者都敢打！”作为央企的中铁七局，这次也未能免于网民一面倒地讨伐。

与此对比，《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则没那么幸运，没有“新华社”招牌护航的他，今年7月揭发隶属于国企的油罐车混运煤油、食用油事件后，一度被卷入“境外势力”等阴谋论中，微博账号也被注销。

至于外国媒体在中国的境遇就更加坎坷。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星期三（11月13日）在珠海健身广场采访越野车冲撞事件时，就遭到当地民众质问，并试图阻止他采访。

油罐车事件发生后，舆论曾赞许《新京报》与韩福涛是“五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在调查报道成为稀缺资源、舆论监督越发微弱的时代，人们对这些还愿意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寻求真相的调查记者，应该抱着尊敬、感恩和爱护之心。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敬意、感恩和爱护，不是因为他们来自哪里，隶属哪个媒体，而是因为他们对追求真相的执着，以及为众人抱薪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