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朋友说：你来的真不巧，现在是最讨人厌的梅雨季。每天都在下雨，却一点也不凉快，只觉得湿哒哒，黏糊糊。

我心想：这不就是新加坡的日常？

四年后的今天，我和上海朋友见面时，自然而然就抱怨起梅雨季节的闷热黏稠。习惯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很难想象马上要回到常夏多雨的热带岛国。

外派任期结束前夕，陪新加坡来的好友在上海逛展览、看演出、下馆子，当然也少不了在街头巷尾喝一杯又一杯的咖啡，聊起过去四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咖啡是上海的文化名片，也是上海国际化程度的力证。上个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上发布的《2024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上海咖啡门店达9553家，数量位居全球第一。

如果有时间，在市区街头找家咖啡店坐上一天，就能一窥“魔都”的日常生态。

工作日的咖啡馆，既有对着电脑埋头打字的职场打工人，也有找人约谈合作的自由职业者。偶尔也有不必上班的阿姨爷叔，点一杯咖啡一块蛋糕，聊上一下午。

到了周末，咖啡馆里是年轻人的天下，有些人一天还会光顾几次：白天喝咖啡，晚上喝酒。如果店里装潢精美，还能吸引网红来拍照打卡。

长假期间，咖啡馆里挤满外地游客，各种方言口音济济一堂。到了万圣节，透过窗户还能望见拎着南瓜桶去讨糖果的孩子，甚至装扮成作家鲁迅、演员吴京乃至A股指数“上证综指”的游行狂欢人群。

我在冠病疫情暴发的第一年外派上海，彼时新加坡疫情水深火热，餐馆食阁冷冷清清，大半桌椅都被胶带封住。在沪结束入境隔离后，走进一家咖啡馆，捧着带心型拉花图案的拿铁，听着周围嘈杂的人声，久违地找回一丝疫前的平静。

没想到两年后的春天，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陆续关门。某天到楼下的小店买咖啡，发现门上挂着一块牌子：老板去做核酸，暂时不在。

再后来，人们连家门也出不了。从网上流传的照片发现，家附近的“咖啡一条街”永康路，被重重铁丝网围住做所谓“硬隔离”；路上不再有手捧咖啡杯的行人，只有临时搭建的核酸检测亭里，三三两两的防护人员。上海解封后，永康路上咖啡店有的重开店门，有的再也没开过。

两个月封城对人造成的冲击，两年后还没有完全消散。本月初报名某个官方论坛后，收到市政系统发来的确认短信。一抬眼发现，同个系统发送的上一条短信是：“市民您好，有数据表明您属于次密接人员，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健康码统一赋红码……”心跳暂停一拍。

如今要约人喝咖啡聊天，也变得更难了。前段时间约访此前采访过的智库学者，这名素来对媒体态度友好的老师为难地说，现在他不能再擅自受访；记者要向单位提交采访申请，再由负责人决定由谁来发言。

疫后经济复苏乏力，行业内卷加剧，连咖啡师的日子都不好过。从上海发家的咖啡连锁品牌Manner，上周接连发生三起咖啡师情绪失控，向顾客泼咖啡粉、扇顾客耳光、与顾客互殴的事件。

咖啡师爆料称，Manner会按照门店业绩分配人手，日营业额5000元人民币（934新元）的门店，只有一个人负责，除了制作咖啡，还要包揽理货、点单、清洗等全部工作。

Manner坚持使用半自动咖啡机，创始人曾宣称“不想抹杀掉每一个咖啡师的个性”。但在飞速扩张后的今天，咖啡师平均每天要制作300杯咖啡，即便毫不停歇，也得每三分钟制作一杯咖啡。

和健身教练聊起这事，她淡淡地说，健身房为了降低成本，也削减大量行政岗位。本月起不再有人维护点评软件和小程序，相应的工作由教练分担。“经济不景气，哪里的工作都不好做。”

最初在上海喝咖啡，感受的是这里的海派腔调；喝得多了，开始尝到这座城市的酸甜苦辣，和她休戚与共。

去年大热的电视剧《繁花》漂洋过海红到新加坡，让狮城民众对上海有多了一重了解。好友说，她对剧中黄河路上的烟纸店特别感兴趣。这家弄堂口的小卖部，既出售香烟杂货，也交流各路信息。老板景秀是信息的收集者，也是时代的观察员。

电视剧结尾，景秀转行卖起鲜花水果，也把店名改成了“过客”。如果这位阿哥现在还在上海做生意，应该会开起咖啡馆吧？

驻沪四年匆匆而过，我也将成为这里的过客，把她的故事告诉天南海北的读者。写完这篇稿，再喝杯咖啡，在苦涩与香甜交织的复杂情感中，告别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