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家青年旅舍拒绝接待35岁以上住客的消息,再次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对35岁这个年龄的讨论。
据《重庆日报》新媒体上游新闻星期二(7月11日)的报道,北京的多家青年旅行社拒绝35岁以上旅客入住。一名化名李先生的旅客称,他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家没有备注年龄要求的,对方却在电话中又提了这个条件,称年龄大的住客爬上青旅二层的床不安全。他感到十分不解,称自己还能做50个俯卧撑,跑5公里,“翻2米的墙也可以,怎么就危险了呢?”
他的话在中国网上引起了共鸣。有网民称,原以为35岁只是难找工作,现在看来,连便宜旅店都住不了了。还有网民总结:“35岁是中国人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
事实上,35岁门槛,在中国社会已讨论了一段时间,而之所以每次有相关新闻都能激发争议,不仅因为35岁的年龄限制存在于生活的各方面,更因为三年疫情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加,这道年龄的门槛,变得更为打眼。
35岁以上人群还面临哪些坎儿?
在“青旅不接待35岁以上人群”的热搜下,网民历数了35岁的各种风险和限制。从落户、工作、买房、结婚到生育,35岁限制无处不在。
比如深圳、杭州和成都的人才落户政策,都要求申请人在35周岁以内。消费投资咨询公司青山资本1月发布的《35岁,中国式中年》报告也提到,多个地方的买房政策也偏心35岁以下人群。
婚育也有35岁的警戒线。据该报告,在农村婚介市场,超过28岁就被视为大龄,28至35岁男性仍有结婚机会,而3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则几乎没市场。在各类医学研究中,35岁也是高龄产妇分界线。
但讨论中,大家还是最关心35岁人的失业风险和再就业难。据《工人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5岁至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
这样的焦虑情绪,在疫情三年、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显得更严重。去年以来,多家互联网公司爆出裁员消息。以腾讯为例,从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已裁员一万余人。其中47岁的腾讯技术专家黄希彤被裁员的新闻在3月冲上热搜。网民感慨,黄希彤作为高级技术专家也被裁员,看来年龄已是硬标准了。
在互联网大厂裁员过程中,优先考虑裁掉35岁以上的员工,已不是秘密。一名互联网公司的HR(人事部门职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裁员主要考虑人力成本,35岁以上的员工资历老,薪资高,却不如大学毕业生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互联网,以及高强度的工作,所以常成为被“优化”的对象。
除了裁员风险,35岁以上人群的再就业,也不容易。据中国求职平台“前程无忧”去年发布的报告,多数企业把招聘岗位门槛限定在35岁,而要求10年以上工作经验、也就是更适合35岁以上人群的岗位,才不到市场总需求的一成半。相较之下,一至三年、三至五年工作经验要求的招聘岗位量占比超过六成。报告说,在当前复杂的就业竞争环境之下,35岁已俨然成为职场的“生死线”。
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
从需求看,企业喜欢年轻人能加班、薪酬低、好培养,但从供给来看,这与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有分不开的关系。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刷新。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被嫌弃的35岁中国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让企业习惯了优中选优的用人方式,要承担家庭责任的35岁职场人,往往败给无事一身轻的年轻人。
但长期来看,这个红利注定会消逝。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人数减少,年龄增长的趋势。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1》称,中国城镇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3.03岁上升到了2019年的38.63岁。
一边是年轻劳动力减少,一边是老员工再就业困难。专家认为,这看似矛盾,实际与中国产业结构有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一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与欧洲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还在依靠规模人口的需求来推动上游产业的发展,而“只有当产业升级到一定层次后,对经验与技术才会更加重视”。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国玮也认为,35岁以上就业人士面临的就业难题,和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就风险而言,他认为,如用人模式长期不变,会让企业无法具备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源经验储备,反过来拖累中国企业和经济。
不仅如此,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的报告还指出,“35岁+”群体有家庭有房贷,一旦失业,家庭财务状况会变得十分脆弱乃至恶化,容易引发区域性银行按揭贷款违约等连带风险。
消除35+门槛?
在经济和社会风险之下,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期间,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提出放宽公务员录用年龄限制的建议。
事实上,35岁的年龄划分,本就最先出现于政府系统中。从1994年起,中国要求公务员报考的年龄条件,是35周岁以下。此后,这一标准被公务员以外的职场不断引用,国企、事业单位的报考,也延续35岁以下的要求。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多个省市在今年的公务员招考中,也的确放宽了年龄限制,但梳理下来,该刊却发现,放宽限制的岗位,要么针对硕士、博士高学历人才,要么是乡镇基层岗位。可见,政府在带头消除歧视方面,也仅仅是刚开始尝试。
但35岁的就业门槛和失业风险,究其本质,依然是中国严峻的就业和经济形势的体现。而中国最大的就业岗位提供者,不是政府和国企,而是民营企业。因此,行政手段之外,推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转型、民营企业的发展,或许才是从根上缓解35岁职场人士失业焦虑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