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个中国网上高利贷团伙在泰国被端了。

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上星期三（6月21日）对曼谷素坤逸地区发动突击搜查，在机场逮捕了正准备逃出境的中国籍嫌疑人袁某。

袁某和丈夫何某在泰国经营化妆品零售公司，同时在当地放网络贷款（简称“网贷”）。以“低利率、审批快”为诱饵吸引受害人下载贷款软件后，再以要支付信用费用或银行账号错误为由，对贷款人进行诈骗。

据泰国警方公布，此案涉及的受害者多达448人，涉案金额达1.7亿泰铢（约647万新元）。

不包括已被转移的部分资产，警方共查获了袁某的三套单价2400万泰铢的房产、价值200万泰铢的存折、卡地亚珠宝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等。

在成堆的珠宝名表盒背后，牵涉中国资本的网上高利贷再一次浮出水面。

只是冰山一角？

自2018年起，泰国警方曾多次查获中国人非法放高利贷的案件。

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移民局警察今年4月在芭提雅一所豪宅里抓获了一个非法网贷团伙，五人均为中国籍。警方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八台笔记本电脑、12部手机、50张电话卡，以及一份超过100名顾客的名单。

泰国《民族报》去年12月也报道了一个19人网贷团伙被捕的案件。该团伙的两款网上高利贷应用程序，年利率高达2080%，由两名中国籍女子提供资金，剩余17名泰国人负责运营和追债。

另据泰国网报道，曼谷移民局警方2021年2月抓捕了一个以“Speed Wallet”应用程序放高利贷的50多人团伙，团伙头目中有四名中国人，一名新加坡人。

早在2018年，泰国《新泰日报》就曾报道过一个九人香港非法高利贷团伙在芭提雅被逮捕，该团伙据报持旅游签证从事非法借贷达两年之久。

同年，新华网还转载了《南方日报》一则从泰国押解17名网贷平台非法集资犯罪嫌疑人回广州的新闻。

泰国的中国网贷团伙层出不穷，但是运作方式基本相同，都是收取高额利息，由当地人追债，而且贷款金额和实际到手金额不一致，即收取“砍头息”。

以“Speed Wallet”为例，贷款人贷款5000泰铢，但实际到手的金额只有2900泰铢，砍头息高达42%。

《民族报》报道的19人团伙的应用软件，砍头息也高达40%。若贷款人无法在七天内归还全部3000泰铢，就会受到威胁和恐吓。

除了常规的高利贷操作，这些网贷团伙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中国“金主”提供资金。

钱哪儿来的？

中国互联网金融2013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来被称为校园贷鼻祖的罗敏嗅到了商机，于2014年创立了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分期购物平台“趣分期”。

之后的几年，小额贷款走出校园，演变为面向更广人群、五花八门的“现金贷”。

2017年现金贷大热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就曾掀起一阵出海热，将网贷业务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主要是印度尼西亚。

不过，资本的贪婪本性让现金贷业务没过多久就遇上管制。

先是中国央行、银监会在2017年联手整顿“现金贷”的新规落地，相当于全面喊停国内小额信贷。接着2019年的央视“3·15”晚会揭露一种比现金贷更隐秘的存在——超高贷“714高炮”，逼迫网贷业务企业加速转战海外市场。

所谓“714高炮”，就是贷款周期为七天或者14天，收取超高“砍头息”和逾期费用的接待，砍头息可高达30%。

据“燃财经”描述，714高炮被曝光当晚，整个地下借贷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涉案人员连夜被抓，一些平台选择仓皇出海。

一名东南亚出海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当时说，他3月16日接到超过30个咨询网贷出海的客户，“手机简直要快被打爆了，电话的、微信的一窝蜂全来了。”

如果说2017年出海的网贷平台还在合规的路上探索，那么2019年出海的这批则是更直接地流入灰色地带。

网贷谁在管？

中国网贷资本出海到不同国家，就好似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趁市场处于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时，赶紧大捞一笔，当地政府察觉异样并开始管制后，资本就跑到另一个国家。

2017年大量的中国现金贷资本流入印尼时，第一批企业赢得了监管不到位的黄金发展期。据“快科技”报道，在拍拍贷、融360、掌众金服等中国网贷平台落地印尼后，直接让印尼的在线贷款金额翻了八倍多。

截至2019年12月，印尼现金贷市场基本被中资平台垄断，月贷款规模达到3000至4000万美元（4054至5405亿新元），注册用户达300至500万人。

现金贷行业在印尼无序发展近两年后，因引发社会事件而引起官方关注。彭博社报道，印尼于2019年一次性关闭了826家无牌的金融科技公司。

中国资本在印尼的路被堵后，再次寻找下个目标，这一次转向人口比印尼更大的印度。“快科技”形容，中国资本像打游击战，“转头跑到隔壁‘更饥渴’的印度。”

据《印度2017金融科技趋势报告》统计，印度2017年现金贷市场规模仅为140亿美元，但2019年就达到370亿美元。

印度人口众多，加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高速普及，这给了当时进入印度的网贷平台巨大的红利。

例如小米进入印度市场后，就于2019年推出小米信贷（Mi Credit），并在所有小米手机上都预装了这款应用。仅在试点时，小米信贷就放出了将近2.8亿卢比（230万新元）的贷款。

像在印尼一样，经过了一到两年的监管“真空期”，印度今年也开始对网贷平台进行监管。据印度媒体“The Print”报道，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今年2月禁止了232个与赌博和借贷相关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多由中国大陆、香港和东南亚公司运营。

除了所在国政府的监管，应用平台方也祭出管控。

一名印尼现金贷平台风控人员说，谷歌在2019年第四季度就曾对借贷类应用程序有过两次大规模下架，需要经过整改后才能再上架。该风控人员还说，不少中国借贷应用程序采用马甲包形式，但如果被谷歌发现代码有关联，账号就会被直接封停。

中国对于流出国的网贷资本也保持警觉。据“The Print”报道，中国警方2019年曾在16个国家开展“猎狐”行动，这项行动冻结了380家P2P贷款机构价值近15亿美元的资产，另有16人被拘留。

网贷未来在哪里？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所有P2P贷款机构开启牌照监管模式以来，一些中国平台不得不接受当地金融机构相对苛刻的合作条件，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参与当地现金贷业务。

一些在印度的中国网贷平台为了绕开监管，已经与印度当地的非银行金融公司（non-banking financial companies，NBFC）签订谅解备忘录，还有一些选择聘请印度人为公司高层。

一些网贷平台则继续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跑向下一个缺少监管的地区，例如巴西、墨西哥等。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拼谁的命长，而不是短期谁跑得快。马化腾的话说出了对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要求，但在网贷领域，金融拼的恰好是短期谁跑得快。

“钛媒体”2022年的一篇分析文指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现金贷，“斗志昂扬地去、灰头土脸地回的不在少数”。

文章分析，失败原因主要在于海外市场金融监管政策不稳定、获客渠道弱且成本高、可借鉴的征信三方数据匮乏、风控能力非常弱、借贷者对产品认知有限、催收困难等。

即便如此，从泰国频频曝出网贷团伙被捕不难看出，巨大的利润驱使下，还是有不少中国资本铤而走险，遁入地下高利贷灰色地带。

去年泰国头条新闻曾发文揭露“灰产富豪”涌入泰国，并说这样发展下去，泰国可能沦为下一个西港。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里，引述了登宁的这样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和登宁，或许想象不到资本的利润还有突破300%的这一天。但可以确定的是，现金贷这类灰产背后巨大的利润，早就足以驱使资本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