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宋丁受访时说，政府在处理白芒村统租有些操之过急，流程粗糙，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深圳难以被接受。

深圳5月中在一个城中村执行“统租”，有房东限时租户在一个多月内搬离，引来不少骂声。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白芒村，是住有上万名租客的城中村。白芒村的租户5月中旬陆续收到搬迁通知，指该村将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统租”，要求租户在6月底前搬离。

统租，是指国有企业统一租下村内所有房源进行整装，并对周边的配套设施进行升级，然后再统一出租。

突如其来的搬离限期让许多租户大吐苦水，感叹在短时间内无法在附近找到相同价位的租房，担心改造后的房子租金上涨，以及孩子上学的问题。

针对租户的种种疑虑，有关官方逐一做出回应，并强调“改造之后租金原则性不涨价”，试图缓解民众的忧虑。白芒村综合整治项目现场指挥部办公室也对外宣称，已暂缓与房东签约，使有关争议暂告一段落。

记者6月中旬走访白芒村时发现，之前有关宣传统租改造的标语和通知已全部撤下；但村民的闲聊中，仍然离不开“搬家”、“租金”等话题。

在白芒村居住20多年的周先生告诉记者，房东较早前已与统租公司签约，要求他在7月10日前搬离。

他感叹：“白芒村的租金几乎是南山区最低。我们还没有找到新住所，附近房子的租金都因为统租大涨。如果最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开深圳回老家。”

白芒村“统租”争议，折射了城中村在深圳既复杂又特殊的地位，以及官方在推动保障性住房改造所面临的挑战。

深圳城中村共有约580万套住房，其中超过80%用于出租，吸纳了超过1000万人口。统租改造是市政府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部分，旨在2025年前建设筹集74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60万套为保租房，以解决当地住房问题。　

在深圳居住28年、长期关注城中村的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白芒村统租遭强烈反弹，因为对很多小孩在村内上学的家庭而言，统租的时间点极为尴尬。“当时学期已开始，被令搬离的学童将无法转到其他学校，更何况6月底还是小学生期末考时间。”

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宋丁受访时研判，政府在处理白芒村统租有些“操之过急”，缺乏和租户层面做足事先磨合沟通，其中一些手段和策略容易遭人质疑。“这让人觉得政府是强行从老百姓手中低价拿到房源，然后改造后再提高价格租赁。这个就是与民争利。”

他认为，政府的做法过于一刀切，“整个流程非常粗糙，没有细化，没有人性化管理的成分”，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深圳难以被接受。

马立安研判，没人会否认政府希望通过统租改造来改善人们居住环境的本意，但这凸显了政策与民众实际需求脱节。“从客观的层面来看，没有一方是错的。但关键在于，最终权力偏向哪一方，哪一方的话语更能被听到。”

城中村是深圳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从当地村民收回大片农田，并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划定新村范围，形成当今所见的“城中村”。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大型企业进驻，促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内陆打工者的涌入，为当地的租赁市场奠定基础。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城中村的原村民开始以最大限度地扩建自己的房屋来出租。

迈博设计咨询公司建筑设计师贺权兴认为，城中村在深圳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解释，深圳大多数城中村处于城区的中心位置，且具备完善的便民服务，为中低层打工族和年轻创业者和新移民提供方便、低成本的住宿。

他说：“这些空间为深圳注入更多活力，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试想，如果深圳一直是高贵的地方，当初就不会有第一批人过来创业。”

深圳当地政府早在20多年前已开始与开发商合作，对城中村进行重建改造。但由于工程牵涉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使拆迁困难重重，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处理城中村 深圳政府从大拆大建改为综合治理

近五年，深圳开始从早期对城中村进行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转向在现有楼房的基础上进行升级的综合整治。

贺权兴指出，在土地有限、房价居高不下等种种因素下，政府转向改造房源集中的城中村似乎已成必然。他研判，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官方要如何通过创新来整修老旧房子，做足协商工作以确保各方权益都能得到合理保障。 相比大规模拆迁，贺权兴认为，这种综合整治的改造模式将可减少拆建不必要的浪费，避免抹去城中村在深圳历史文化及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

宋丁虽然认为政府处理白芒村统租的手法存在改善空间，但他也预见，在政府主导的改造和统租计划下，未来的城中村将具备更高效的住房功能和基层治理模式，卫生、消防等安全隐患也将获得改善。市民也能在统租的模式下租到价格相对平稳的的房子，无须每年面对房东的随意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