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燕春秋

2月5日元宵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口气查处三名中管干部。今年刚过去一个多月，中纪委已拿下六名中管干部，显示中共将继续打“虎”不手软。

中管干部是指在中央组织部备案的干部，大多数为副部级以上高官，其任免权在中共中央，中组部在“中管干部”任命上有考察权和建议权。

元宵节落马的三名中管干部分别是辽宁省大连市政协主席郝宏军、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易鹏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中纪委宣布三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郝宏军今年60岁，曾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历任辽宁省营口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中共抚顺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大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辽宁省纪委副书记等职，去年1月任大连市政协主席。

易鹏飞今年也是60岁，曾任湖南省计委副主任、省发改委副主任、怀化市市长、娄底市市长、郴州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郴州市委书记，2021年3月起不再兼任郴州市委书记。

焦小平今年57岁，曾任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主任等职，2022年6月出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今年，中纪委已宣布查处六名中管干部。1月6日，中纪委官网通报，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六名落马的中管干部中，有四人都是在政协、人大的“二线岗位”被拿下。依据过往经验，这些人往往担任过一线实权部门领导，在调任二线岗位后，过去的黑料更易被人举报，也更易被纪检部门抓住把柄，变成中纪委“打虎”的绩效。

比如，去年6月被查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如桂，曾担任中共广州市政法委书记、中山市委书记、深圳市长；离开实权岗位后被中纪委查出“践踏纪法底线，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政商勾连，隐身幕后收钱敛财”。海关总署原署长、原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更是在退休五年后，被中纪委去年查出“靠海关吃海关”“靠铁路吃铁路”，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因此，近年许多转岗到二线甚至退休的高官不等于平安落地，一旦失去实权岗位的资源和关系网庇护，二线岗位犹如待宰羔羊，不知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落下。

二线岗位高官落马，大多因为在担任实权岗位尤其是党政“一把手”时犯了事，这从侧面反映出官方对“一把手”监督的困难。

一方面，官方需要“一把手”有足够的权威维护体制运作，允许“一把手”集人事权、财权、物权于一身。另一方面，“一把手”权力过大又存在蜕变为“一霸手”的风险。

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中，“一霸手”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造成“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

为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难题，这些年官方没少花心思，但效果并不显著。

比如，各级党政机关建立了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财务监督制度等一系列领导干部监督制度，但这些台面上的制度大多还得靠“一把手”推动执行，而多数“一把手”恐怕没有多少动力对自己的权力设限。

同时，“一把手”工作之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活动圈复杂而隐蔽，很容易被管理对象围猎，也很难受到有效监督。

另外，“一把手”直接或间接帮助亲友通过经营活动谋利的行为，也很难监督。从中纪委对贪腐高官的查处信息看，“贪腐夫妻店”“受贿父子兵”现象屡见不鲜，并且很难在“一把手”在位时被发现和查处。

2021年6月，官方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强调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营造让“一把手”时刻感到受监督的氛围。

《意见》还规定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对有关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督促、教育、提醒的职责，以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督促省级党委加强对下级“一把手”管理的职责，要求上级对下级的巡视巡察报告将“一把手”廉洁自律情况单独列出，以便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应该说，巡视制度对查处和震慑贪腐官员以及“一把手”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巡视组可以少受或不受被巡视方的干扰，发现官员贪腐的线索。

但巡视肯定不是万能的。许多担任过党政“一把手”的官员退居二线后才被查处，恰恰说明他们在一线岗位时常常能平安过关。如何更加有效监督党政“一把手”贪腐受贿、滥用职权，仍将是中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