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举行的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各类花式提案常常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因为这些提案往往是从宏观上反映出当下总体经济形势和外界普遍关心的社会民生课题，也在微观层面上反映出不同群体间的需求和冲突。

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就业形势严峻，今年与就业相关的几则提案就成为热门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相关提案上周六（5日）登上微博热搜，引起广泛讨论，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五亿，评论超四万次。

被质疑的提案

尽管一些网民认可张兴海的提议，认为年轻人送外卖是在浪费、消耗青春，但也有许多网民提出反对意见，他们的理由非常明确：送外卖不是因为外卖这份工作有多好，而是比起“不自由、时间长、工资低”的工厂工作要更好。

许多网民反问：“工厂如果提高工资待遇和保障，谁愿意风吹日晒四处奔波？”“工厂把工资开上去，还需要你鼓励？”

还有网民直言，“建议代表真正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再提建议”。

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提出的“建议40岁以上中年人返乡建设倦鸟归巢”。

胡卫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说，35岁“职场危机”绝不只是中年人的事，也不只是一个涉及职场公平和公正的问题。

他一面肯定40岁的人是人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但一面又建议鼓励这批人离开一二线大城市，返乡建设三四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节奏显著慢于一二线城市，工作节奏更适合中年人才持续发挥能力优势”。

胡卫还说，这样一来，有助于为一二线城市减轻压力，同时还可以提高三四线城市发展水平。

不过，网民们认为，胡卫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对一二线城市来说，40岁中年人可供榨取的价值已经不大，他们后半生的人生舞台，应该挪地儿，去三四线城市和乡村。这对那些曾将青春贡献给一二线城市建设的中年人来说，是一种用之即弃的无情。

对于胡卫的建议，一条获得高赞的留言评论指出：为什么不先让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分布去三四线城市？

还有许多网民指出，自己倒是想返乡，但家乡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尤其人工智能、IT这类行业只有新一线才有大量岗位。

和胡卫的思路有几分相似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提出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两至三年乡村志愿服务”，她认为此举不仅可弥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人才的不足，也可以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难得的成长空间。

黄细花解释说，基层是距离广大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各种矛盾最复杂的地方，同时也是年轻干部快速深入了解国情、民情最好的“实践场”。

尽管黄细花的理由听起来也挺充分，但有网民质疑，大学生一毕业就下乡，只是纾解就业问题的缓兵之计，下乡期满后又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要长期留在乡村当志工，那和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送外卖”？

代表委员们有关提议之所以被质疑甚至群嘲，根本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提议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有网民犀利的指出，对于张兴海这样的制造业老板来说，他的立场自然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赶人回制造业，而没有考虑制造业能为年轻人带来什么。

实际上，将“送外卖”和“进工厂”相联系并不是张兴海首创。中国官媒央视网去年4月曾刊出《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我国制造业怎么办？》的文章，指出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并得出“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的结论。

文章引述《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称，中国外卖骑手2018年平均月薪为7750元（人民币，下同，1673新元）左右，在杭州等外卖需求大的城市，骑手平均薪资能达到9121元。

而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零494元，即月薪5800元左右，远远不及快递外卖群体。

不过，《北京青年报》在今天发表的署名评论文章中认为，制造业和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之间的变化各有缘由，但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文章说，去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有四成曾是产业工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疫情突起，制造业受到很大影响，而快递、外卖因助力疫情防控有较大发展，因此出现“此消彼长”。文章强调，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情况，不能由此得出外卖、快递业从制造业大量“抢人”的结论。

无论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年轻人涌向外卖、快递新兴行业是不争的事实，要解决这些问题，仅凭“建议和鼓励”是不够的。

《中国青年报》周一（7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张兴海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要解决不能简单动用政策和舆论工具，把人从新兴行业“赶”回制造业，而应该主动促进制造业改变人才使用方式，通过内部变革加强本行业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文章还说，制造业需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工人尤其是低门槛普工的“人设”，让潜在从业者看到：进工厂也能有长远发展，也能创造美好未来。若产业工人还能得到更好的劳动保障，更多的自由空间，自然就不会输给“送外卖”的职业选择。

《工人日报》同天也发文说，薪资待遇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保障的完善、成才空间的拓展，都是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年轻人感到进工厂当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是一件挺体面的事，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制造业的缺工问题。

根据外卖平台“饿了么”最新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去年有1877名骑士晋升为站长、队长。45%骑士将“晋升为站长、配送经理”作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目标，逐渐打通职业晋升通道，也成为年轻人选择骑手的一大原因。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是否可以提供相同的成长空间和路径，却需要打一个问号。

同样的，对于“35岁危机”以及胡卫提出的“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正如网民指出的那样，如果三四线城市的资源和建设与一二线城市差距没有那么大，相信归巢的人比比皆是。

就业形势有多严峻？

尽管上述提案的可行性存有争议，但它所引起的热度表明，中国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据中国官方统计，今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卢锋去年12月在一场活动中谈到大学生就业时说：“2022年就业形势可能不容乐观。一是今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量远超过去年以及此前十年的均值。二是叠加了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因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压力较大。”

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去年12月底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复杂作出了阐述。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今年2月联合发文，要求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尽力在今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200万个优质职缺，并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上海、浙江等地也相继出台新规，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其中浙江上月提到“大学生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由政府代偿，10万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引来大量网民查询，直到浙江人社厅专门作出解释，称代偿后原则上要予以追偿，才算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上月，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人瑞人才联合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引发舆论热议。

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被中国官媒解读为“线上工作受到年轻人追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网民对官媒吹捧灵活就业并不买账，嘲讽这是“把失业打零工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然而，从这份报告可以再次看出，更多年轻人选择送外卖这类“灵活就业”的工作，也确实是中国就业形态的现状。

官方一面把这种形态打造成振奋人心的喜讯，另一方面却又对年轻人远离传统行业感到担忧，这种纠结和矛盾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业市场是动态发展的，“灵活就业”还是传统就业，35岁到底是危机还是当打之年，不是某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说了算。结合实际情况，对症下药的政策导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就业人员最终是会用脚投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