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怕返乡过年早已不是新鲜事，“怕亲戚‘鞭策’”“怕父母催婚”“怕人情面子开销”“怕走亲访友”，10年前就有网友总结出打工人过年回家有“五怕”，现在春运抢票难已基本解决，其余“四怕”仍令一些返乡年轻人望而生畏。

孟丹丹　北京报道

冠病疫情下的虎年春节，是中国民众就地过年的第三个年头。虽然返乡与家人团聚是中国民众过年的期盼，但也有一些年轻人怕回家过年，而当下的疫情成为最好的借口。

愈发淡薄的年味儿，会不会因为一些年轻人就地过年而变得更淡？

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视频剪辑师的刘宇哲（26岁山东人），在农历新年前一周就开始陷入返乡焦虑症。受访时，他刚刚跟同在外地工作的表弟互相吐完槽，两人都不想回家过年，原因是“亲戚太多，关心太多。”

“一到过年，我们整个大家庭，二十多位亲戚就会齐聚一堂，然后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挨个鞭策拷问小辈。”

“收入不高，为什么还在外面漂着?”“为啥不想考公务员？”“再过几年，就能买得起房子吗？”

面对这些“灵魂拷问”，他感到过去一年加班工作“累成狗”，在亲戚们眼里没有任何价值。他叹了口气说：“他们觉得放弃家族资源，不留在家旁边就是蠢，就是不孝，没人问我是怎么想的。”

中国年轻人怕返乡过年早已不是新鲜事，“怕亲戚‘鞭策’”“怕父母催婚”“怕人情面子开销”“怕走亲访友”，10年前就有网友总结出打工人过年回家有“五怕”，现在春运抢票难已基本解决，其余“四怕”仍令一些返乡年轻人望而生畏。

自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号召民众就地过年，这让患“过年恐归症”的年轻人找到了不回家的理由。

刘宇哲说：“如果没有疫情，没有严苟的防疫措施，不管找什么理由，父母都不会答应我过年不回家，而且同事朋友基本上都回家过年，一个人留下也没啥意思。”

春节历来是中国民众阖家团圆的日子，虽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对于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年轻打工人来说，挣钱谋生是第一要务。

来自河北保定的李菲菲（27岁鲜花店店主）已连续两年在京就地过年。她告诉本报，今年过年不回家，一是担心防疫措施会让她在老家滞留，错过年后的生意机会；另外，“想省下人情面子钱”。

她给《联合早报》算了笔“回家账”，孝敬父母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合400新元），给几个正在读书的侄子、外甥每人200到500元不等的压岁钱，亲戚朋友的结婚宴、孩子满月宴等份子钱还要准备约2000元，此外，走亲戚串门也都要一一买礼物，粗略算起来，返乡过年至少得1万多元。

“过去两年的收入还不抵房租，现在总算熬过来了”。她说：“先挣钱要紧。”

疫情让背负过年以及生活压力的年轻人，找到不回家的借口。可是，阖家团圆的春节少了一些年轻人的身影，这是否会让愈发淡薄的年味更淡了呢？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追求过年团圆只是中国民众自古以来一种诉求方式，不是唯一选项。他以古代文人墨客，边疆士官等因交通不便，多在异地过年为例说，正是因为在异地过年，才有了乡思、乡愁和乡情，才有了传诵至今的诗词佳句。

他说，年味儿只是一种情怀，儿时一种过年的记忆和感受，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对年味儿感受不同，年味儿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当下的疫情虽然阻碍民众返乡过年，但在异地过年入乡随俗，去寻找自己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年味。

28岁的郭之淇是北京一家啤酒馆的销售经理，也是连续两年在京就地过年。在她看来，就地过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凄凉。

疫情前，她每年都会回内蒙古老家跟父母一起过年，“与父母的对话大多聚焦在找不找对象的问题上”。

近两年，父母开始理解她在外打拼不易，“尽量不再提找对象的事”。可是，父母不催婚了，她与父母几乎就没有共同话题可说了。

“一家人吃完年夜饭，就去看春晚，没等春晚看完，我爸就睡觉去了，我和我妈各自看手机，刷抖音，年就这样过去了。”她淡淡地说。

提起去年与朋友在北京就地过年的场景，她兴奋地用“放飞自我”来形容：“我俩骑着电动车穿过半个北京城，找到一家24小时营业的烤肉馆，吃着喝着聊着，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说完，她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也是一种年味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