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地位被削弱

官方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代表90％以上企业数量。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削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金融资金的流向。

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在去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引述的数据，2012年中国金融借贷的款项有52％流入私营企业，流入国有企业的为32％，剩余部分流入无法明显界定私营或国有的机构。该情况短短几年内逆转，到2016年，流入私营企业的资金骤降至11％，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占比则激增到超过80％。

虽然官方今年以来不断敦促金融机构向中小型民企放贷，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记者接触的多名民营企业家都反映，民企融资成本比有官方背书的国企高出一倍甚至两倍还是常态。

有分析认为，虽然官方强调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时的中立性，在法律上也可以规定两者的平等性质，但在实际执行却很困难。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能得到的各方支持不能同日而语，也难以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

去年下半年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中，强调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受到关注。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竞争中性”也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

不过，在主张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更彻底改革的经济学者看来，强调国企和民企的平等竞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指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实现“竞争中性”。

他认为，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民营企业背后则是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家，两者难以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他说：“如果无法做出根本性改革，围绕民企的问题会是永恒的话题。”

民企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

有经济学者指出，当前中国民企面对的压力固然有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原因，也有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民企自身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的问题。

今年以来，官方推出各种措施，试图重振民企信心，包括提出“放水养鱼”，宣布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等。今年第三季，中国经济仅增长6％，创27年新低。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10月初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撑民企以撑经济的思路十分明显。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受访时指出，客观而言，中共高层对民营经济做出政治表态，加上国务院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民企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国进民退”，而是大环境变化和自身转型艰难的压力。

他分析，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要寻找有较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非常困难。此外，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体系极度混乱，依靠外贸订单的民企直面冲击，若在经营理念、公司制度和治理等问题上存在短板，就会陷入更大困境。

顾清扬说：“以前企业盈利很容易，这些问题显现不出来，现在（环境改变）面临的压力就更大。”

成本优势不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本优势一直是最大竞争力，这项优势这几年开始削弱。

一名不愿具名的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他在浙江的工厂，普通工人的月薪达6000元（人民币，1158新元），是10年前的一倍多，相比之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还停留在中国10年前的水平。

他观察，浙江制造业存在产业规模偏小、同质竞争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投入不够等问题，一旦失去成本优势，民企就陷入转型难的尴尬。

这名企业家认为，把中国民营企业今天面对的困难都归咎于民企在所有制上的劣势并不公允。他说：“国家之前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民企确实很难和国企竞争，但‘国进民退’也不能是民企为自身问题开脱的借口。”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也认同，在中国经济转型下，很多民企并不具备提升质量和创新的条件。“按照原来的方式扩大生产，就变成产能过剩，但又找不到新的方向，一些民企好像处在空挡上的汽车，没有了动力。”

但他乐观地认为，在国内本身需求和外在压力下，民企的环境预计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周伟林说：“如果民企对市场足够敏感，有真正的科技实力，有创新的劲头，倒是不必太担心……按照民企对中国就业、经济的贡献来看，不是说想不要（发展）就可以不要（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