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政府事务代表权责边界难分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从强化政府与企业沟通的角度看，入驻企业的官员若能从企业角度发现企业痛点，这样的安排具有正面意义。

事实上，安排政府代表对接企业的做法并非杭州独有，类似做法早前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尝试。

今年初，河南鹤壁派一批副处级官员到具发展潜力的民企担任“服务管家”，帮助民企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去年11月，浙江温州市也启动“万名干部进万企”专项行动，派官员同当地企业结对，负责政策宣传、全程代办、项目跟进、问题化解、监管保护等工作。

不过，实际操作中，政府事务代表的责任和权利边界划分是很多人存在疑虑的主要原因。周伟林说：“到底是管，还是服务，界限要划分清楚。”

为企业排忧解难的良好初衷是否会因执行者的人为因素，演变成对企业的干预，是另一个问题，特别当政府事务代表的权责不受法律限制。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受访时说，每个政府代表都可能不一样，有些更同情企业，但也不排除有人想给民企穿小鞋，一旦有这样的安排，各个政府代表会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间。

此次获得官方关照的是100家杭州重点企业，也有舆论质疑，这个做法会在民营企业领域产生排挤效应，对重点企业特事特办，而不是把企业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利于营造良好、公平的营商环境。

记者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私下则坦承，民企在经营过程中，不排除存在经不起推敲的操作，抗拒政府送上门来的“保姆式服务”，也是因为担心不规范的操作曝光。

从事医药业的民营企业家胡剑军（化名）受访时说：“不管政府具体的用意是什么，民营企业是有商业机密的，官方人员一进来，很多东西都会被掌握。”

赵勇也坦言：“民营企业多少在税费缴交上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一些灰色的地带，除了担心灰色的空间变小，也会担心有一天被算总账。”

高层表态未消除民企不安

去年下半年，一场“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议对中国民营企业造成很大干扰。持续近两个月的讨论，经中共高层多次公开为民企站台，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亲自发声挺民营经济，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才得以平息。

从杭州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这场风波看，高层的表态并未长久消除民营企业的担忧。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到底担忧什么？为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焦虑不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10月22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概括，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回到意识形态倾向性、法治环境、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这些方面。

他指出，对民营企业而言，法律环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风向，尽管中国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混合经济体，但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民企就会躁动不安。

过去几年，官方释放的信号给民企的预期并不明朗。例如有企业家担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会不会挤压民企空间？在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强化中共党建，是否是在“政企分开”的道路上开倒车？

民企对意识形态导向的敏感，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让很多企业家记忆犹新。因此，官员进驻民企的消息一曝光，就被部分人士解读为这是地方政府掌控民企的第一步，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前奏。

作为一家民营药企的主要股东，胡剑军坦言，好些大型民企最担忧的还是“企业做大后不再是自己的”，尤其这两年大量国资参股民企、安邦等民企被官方接管等事件发生后，更让人感到民企做大后的前景不明朗。

在他看来，官方对民企本质上的不信任，导致民企缺乏安全感，甚至对官方的关心和扶持也打问号。

为了在中国的生意，胡剑军持有中国护照，但他的妻女已经移民海外。他说：“如果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心态，即使工厂搬不走，资金和孩子都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