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逃？”这个问题由最近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遭遇所引发，且突然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有时候对某些领导人来说，比对普通人更为紧迫和关键，因为搞不好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无路可逃、身陷囹圄或死于非命的可怕后果。

先是在西亚国家叙利亚，11月27日，反对派武装开始袭击政府军，12月8日抵达首都大马士革，同时曝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已抵达俄罗斯，算是失败政治人物一次较为成功的出逃经历。后是在东北亚的韩国，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搞了个戒严令，结果六小时后被废止；到12月9日，尹锡悦就因涉嫌内乱罪被立案调查，下午就被禁止出境，也就是他连出逃的机会都没有了。

亚洲大陆两端几乎同时期的两个政治风波，虽然各有其根源与特色，但也给世界许多共同的感慨与思考，其中就包括政治领导人在面临巨大动荡时的下场问题。阿萨德到莫斯科避难，虽然没有牢狱之灾或性命之忧，但丢掉了父亲留下的半个多世纪政权，只得寄人篱下地苟活余生。尹锡悦还能留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祖国，但政治生命基本结束，等待他的大概率是闻名于世的“青瓦台魔咒”，能不能活着离开监狱值得怀疑。

阿萨德的离开，是说明他贪生怕死胆小懦弱，还是淡泊名利顾全大局？尹锡悦的执着，是说明他权欲熏心进退失据，还是破釜沉舟绝地求生？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定论，他们二人的遭遇很难说哪一个更好一些，也很难说对哪一个国家更好一些。

也许阿萨德和尹锡悦的现状还不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但遭遇确实让人想起许多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在不可过度延伸的情况下，只看本世纪的话，前有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都在无法出逃的情况下被杀死，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漫长审讯后死亡，不能出逃的失势政治人物面临凄凉下场，相较而言，巴西的博尔索纳罗境况要好一些。

下来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也不是不可想象，如伊朗的哈梅内伊掌权已超过30年，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面临极大的内外压力，万一垮台还有出逃的机会吗？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也已执政超过10年，2024年的大选结果不被国内外许多势力承认，一旦出现动荡他会往哪里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政时间不长，很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牺牲品，如果他成为谈判的筹码被抛弃，又会不会出逃？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正在全面出击攫取政治成果，希望能在自己国家名垂青史，但他极右的做法及在加沙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已使他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犯，他下台后会往哪里逃？

对这些政治领导人物出逃经历的探讨和担心，是出于对其国家的关注和忧虑。这些人不管出逃与否，也不管是否成功，更无论逃到哪里，背后的启示都有一定共性，那就是他们曾经做过的事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事必定是涉及国家民族或全体百姓的大事，影响深远；这些事大概率由个别或少数领导人做出，没有获得大多数民众认可；这些事在法律上或情理上都难以自证清白，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惟其如此，这些人物才会面临出逃的窘境，及此后不测的命运。

因此，“哪里逃？”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就有了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促使每一个政治人物慎重思考他们的决定和行动，是否拥有良善的目的？是否服务更多民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采取合适手段？回答好了这些问题，自然就不用再纠缠前面的“哪里逃”问题了。

作者是扬州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