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纳尔逊：从选举年到治理年

虽然未来的众多挑战看似令人生畏，但这些胜利给人们带来了些许希望，彰显民主制度的韧性。然而，当世界从2024年的选举喧嚣转向治理的现实操作时，新当选的改革派领导人将面临兑现自身竞选承诺的艰巨任务。

全球有一半人口已经或正准备投票的2024选举年，对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随着我们步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2025年将是一个同样具有变革性的“治理年”。

2024年选举周期已带来重大的政治转变。在波兰，女性和年轻选民的创纪录投票率，使亲民主政党组成的联盟，在去年大选中取得胜利，同时它也在今年6月的欧洲选举中获胜。虽然在同月的印度大选中，总理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再次获胜，但由于地区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使反对党大有斩获，印度人民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在塞内加尔，大规模抗议迫使前总统麦基·萨尔（Macky Sall）放弃通过推迟选举来延长任期的努力。仅仅几周后，以反腐败为竞选纲领的前税务稽查员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Bassirou Diomaye Faye）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绝非易事。那些刚刚摆脱专制统治的国家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新政府必须拆解前政权忠实拥护者构建的根深蒂固网络，而这些人可能会破坏并试图阻止任何威胁其利益的改革。

最近的一些政治转型，为新当选的改革派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因为他们面临我们所说的“五个D”：民主（再）建设（democratic (re)construction）、揭穿政治宣传（debunking propaganda）、纷争（discord）、债务（debt）和灾害（disasters）。

首先，为了防止民主倒退，新当选的改革者必须强化立法、司法和独立政府机构等核心民主机制。最重要的是，他们须要保护这些机构免受国内外反自由势力的影响。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还有必要进行彻底改革，以根除根深蒂固的腐败，恢复公共行政的廉洁。乌克兰2014年的尊严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推翻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窃国政权后，新政府与多个公民社会团体合作，启动一系列反腐败措施，包括审查司法机构、加强问责机制，以及引入公开数据库等透明化工具，让普通公民能够追踪企业所有权结构和国家资源的分配。

第二，改革派领导人必须应对旨在破坏执政合法性的复杂信息操作。比如中国大陆就持续利用各类虚假言论破坏台湾的民主进程，而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Maia Sandu）则一直在抵御来自克里姆林宫和国内亲俄派势力的一系列亲俄宣传和网络攻击。

第三，改革派政府继承的往往是一个饱受深刻社会和政治分裂困扰的国家，而解决这些挥之不去的冲突，对新领导人至关重要。例如，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évalo）就与土著社区进行了对话，承认他们遭受数百年的暴力和排斥，同时真诚地努力满足其需求。

第四，债务困境会严重阻碍新政府实施必要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能力。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在2021年上任时发现，他的前任们接受了未披露的巨额贷款，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贷款。赞比亚沉重的债务负担，致使政府的偿贷支出超过了卫生、教育和环境卫生三项支出之和。与此同时，债务重组过程也已拖延了三年有多。

肯尼亚则是债务破坏稳定的又一鲜明例子。今年早些时候，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被迫撤回一项旨在削减该国800亿美元债务的备受争议财政法案，因为此前针对其紧缩条款的抗议浪潮已导致数十人死亡。

最后，随着全球气温以惊人速度上升，与气候相关的灾害正日益频繁。专家警告，今天出生的孩子经历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是祖父母的七倍。未来的领导人必须建立各类强大体系，以在坚持透明、问责和包容等民主原则的同时，快速有效地应对危机。这在马拉维等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尤为紧迫，在这些国家，毁灭性的洪水和干旱，已导致农作物歉收和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这类风险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是再大不过了。新当选的改革派领导人必须在保护民主的同时，兑现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如果他们无法做到，选民可能会转投民粹主义领导人，使他们的国家面临被国内或国外势力操纵的风险。但如果他们成功了，即将到来的治理年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引领人们迈入一个民主复兴的时代。

（作者Adam Nelson是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亚太地区高级项目主任；Kristen Sample是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民主治理团队主任）

英文原题：From the Year of Elections to the Year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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