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共同负担经济发展和家庭责任

时间:2024-06-20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七岁小儿告诉我,他长大后不想生孩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照顾孩子很麻烦、很累,又要花很多钱。”一个七岁的新加坡小孩,都还不知道谈恋爱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有这样的认知,怪不得新加坡生育率不见起色。

“孩子很麻烦、很累、花很多钱”,几乎是所有新加坡父母的共识。6月9日洪奕婷女士在《联合早报》想法版上《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一文中,用上了“行尸走肉”“日复日生活中须要承受的煎熬”等词句,形容现今全职母亲育儿的苦,看似极端,但过来人都知道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然而,为人父母从来不是易事。“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需要当时的政府告诉他们“两个就够了”,我们这一代却都在问“为什么要生孩子”?建国一代肯定不会过得比我们容易。

在以前,生儿育女是一种道德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将生儿育女在儒家伦理中提升到绝对高度。一个人拒绝生育就是不孝,就要被社会谴责、摒弃。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里,生育是上帝给人类的旨意。创世纪第1章28节写道:“神(对阿当和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由此可见,家庭、生儿育女曾经处于社会伦理的中心位置。农人耕种、工人劳动,都是为了养家。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一句“男主外,女主内”,曾经自然得极为合理——夫妻一个负责处理家里和孩子的事,一个负责从外面把家里需要的资源带回来。在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又以传宗接代为终极任务的社会,谁想过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经过一波接一波的现代化历程,社会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性地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以前,工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家庭所需。对一般人来说,无论工作多忙,生活重心依然是家庭。但是现今社会,工作已被赋予其他意义,和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工作不只是为自己赚钱,也要帮公司、客户、国家赚钱。社会重心已经从“家庭”转到职场,家庭也必须迁就工作需要。如果工作被放到次要位置,自己、公司乃至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就会受影响,我们就会退步。这种价值观,深深植根于新加坡人的基因里。

现代人更着重体现自我价值,而工作和人们的自我价值密不可分。现在不论男女,当考虑要不要生孩子时,除了“很麻烦、很累、花很多钱”之类的现实考量外,考虑更多的是:会否影响工作、升迁,影响我的生活素质?我是否真的喜欢小孩?是不是值得我付出如此多的牺牲?

绝对会影响工作

说老实话:生孩子绝对会影响工作,影响升迁的概率也不低,生活素质亦将会在中短期大幅下降,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就算雇主允许灵活工作安排,让父母更容易申请育儿假,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国外一些针对驻院医生的研究显示,为了照顾孩子,一些母亲迫不得已延长她们的训练期,在更长的时间里接受比同辈低的职位和薪酬;一些父母不愿申请产假和育儿假,因为他们不上班会影响同事,以致产生愧疚感。父母也因为要回家照顾小孩,不能参加同事的社交活动,而与其他人产生距离,无法融入职场社交圈。

我自己亲耳听闻的情况也不少。一位前辈曾告诉我,他不会减低对组织里的父母的工作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会影响他们表现的机会,对他们并不公平。我也听过有人说,要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做更多,来补上原本应是请育儿假的父母该做的工作,对选择不生小孩的人非常不公平。也有人提过,他请紧急育儿假时,影响到同事的年假,导致对方不满,想必难听的话也应该不少。

再看看社交媒体里那些没小孩的同学、同事,坐着飞机商务舱到处旅行、品尝美食,另加一张可爱的小狗照片,配上一篇关于人类和宠物之间的爱的感性文章——不少人应该就会双手一摊,算了,搞什么,“我为什么要生孩子?” 养一只狗,也可以给我爱给我快乐!反正“养儿防老”早已失灵,自己可以为将来妥善规划,政府又不会不管我,根本不必担忧没人帮我养老。

以前人人都视传宗接代为己任,都会为家庭子女付出而甘之如饴。现在,社会以工作和经济为中心,人们重视自我价值和个人选择。没有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和感召,当其中一个选择意味着相对的、大量的个人牺牲,而另一个选择不会有太大的代价,人的理性当然会规避要更多牺牲的那个选择;决定生孩子才是真的不理性和自找麻烦。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任何政策、措施,都不会改变生育率下跌的趋势;行之有年的婴儿花红和各种育儿补贴计划,对提升生育率无甚帮助,就是明证。

设想一个崭新的综合国家目标

因此,我赞成洪女士在文章中的倡议: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新加坡必须现在就开始为经济发展/工作、家庭/育儿和养老之间的关系,寻找一套新的共识。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崭新的社会契约,将经济发展和家庭发展,集合成一个综合的国家性目标;在这个框架内,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将不会有太大的机会成本差异。比如,如果一个人选择生孩子而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他/她可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相应的补偿;反之,如果一个人选择放弃生育来发挥自己职场上的潜能,国家就可能需要他/她直接或间接负担更多的育儿和养老的责任与成本。

当然,前提是社会必须有共识,就是经济发展、生育和养老,责任都是共同的。在个人层面,角色可能非常多样化,但每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没有分别;而全社会对每个人的贡献,都至少会给予差不多的认可。我们须要从“新加坡企业”进化成“新加坡号航母”——不同世代、不同角色的成员各司其职、互相支持,让国家能不断乘风破浪,向前迈进。

我相信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如果真的要改变人们对家庭和生儿育女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现在是开启有意义对话的时候了。

作者是医疗相关工作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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