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名女子6月7日在广州地铁上怀疑被偷拍，要求查看对方一位大叔的手机。大叔拿出手机自证清白后，女子仍发微博，声称遇到了“猥琐男”，并将大叔的照片和视频放上网。接下来的发展是，网红一夜之间成了“网黑”，女子“维权”过度，霸凌大叔的行为，在网上引起公愤，女子反成了舆论声讨和人肉搜索的对象。这类网上的风波不再是茶杯里的风波，《人民日报》公众号在舆论沸沸扬扬的当儿发表评论，企图把事件低调定性为“一场乌龙”，却也引起网民的反弹。

诸如此类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走向的现象，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且话题引起注意力超越国界，发生于广州的事就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会对网络上欺凌事件产生某个程度的义愤。少女借着掌握社交平台的能力，有意无意地毁掉一个无辜的大叔，诸如此类的事件难保不会在新加坡重演。

如今网络时代，人们每天的注意力如何分配，尤其是年轻人又如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们又从什么管道得到信息？这是一个值得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6月14日发布的报告说，社交平台如TikTok、Instagram上的网红和名人，已日渐取代传统新闻的记者，成为年轻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在对46个国家约9万4000人进行采访后发现，逾五成的社交平台用户习惯从网红或名人那里获取新闻，其中短视频分享应用TikTok和照片分享平台Snapchat的占比达55%，社交媒体应用Instagram则有52%。相比之下，只有33%至42%的用户从平台上的主流媒体和记者获取新闻。自2018年以来，直接从主流媒体官网和应用获取新闻的用户人数，减至22%，下滑至少10个百分点。

叫主流媒体“更难以承受的重创”是，虽然主流媒体记者经常在推特和脸书上引领新闻话题，却很难在Tiktok、Snapchat和Instagram等新兴社交平台中获得关注。

报告说，年轻人对于所谓“新闻“的定义已经有所改变，新闻不再仅限于政治和国际关系，还包括“任何发生在生活中的新事物”，如娱乐、体育、名人八卦和艺术等。网红和名人除了分享日常生活，还会讨论热门时事。

“广州小妹网上霸凌大叔”事件，从没事炒到有事，成了网民热烈追踪的”新闻“，似乎也在为牛津大学这项调查提供佐证。该调查结果意味着，政治人物说的话将不再受人关注，尤其是当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不高时，他们的言论也将受到网红和一些社交平台上的名人的挑战，“谁说了算”，将是主流媒体和政府越来越不可避免的问题。

凑巧的是，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信息健全与网络研究中心（IN-cube），几乎同时公布了一项关于本地人在疫情期间对大众传媒的使用调查。2022年12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本地人平均每天有3.22小时在使用WhatsApp等传短信的软件，有2.93小时在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每天花在阅读纸质报章、杂志和书籍的时间也达到了2.1小时，这比2020年12月的1.76小时有所上升。本地人收听本地电台的时间，也由2020年12月的1.88小时，增至2022年12月的2.32小时。

南大这项研究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12月，每六个月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分别对800名至1606名本地人如何使用互联网、浏览社交媒体等使用习惯展开调查。

本地人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分别是WhatsApp、脸书和YouTube，疫情期间使用这些平台的比例均略有下降，如脸书的使用由83.3%下降至79.7%。TikTok使用者则有显著增长，由2020年12月时的21.2%增至35.9%。另一项调查也指出，本地每周有49%的18岁至24岁的人使用Tiktok，有22%的人使用Tiktok看新闻。

关于本地媒体信任度，研究也显示，受访者对本地媒体整体的信任度为45%，比2020年时的36%上涨了九个百分点，且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较高。其中，61%的受访者认为《联合早报》是可信的，28%的人保持中立。

有趣的是，法国议会6月1日通过“网红”行业监管法案，以更好地规范“网红”带货范围和鼓励博彩等出格行为，让法国成为率先制定完整监管框架的国家。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党能在不稳定的政治氛围下提出法案，并得到广泛的跨党派支持通过，显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法案旨在打击误导性或欺骗性商业行为在互联网上的蔓延，让网红世界不再成为法外之地，违法者最高可面临两年监禁和30万欧元（约43万新元）的罚款。法国目前有15万名网红，其中部分人的所作所为，使这一群体成为众矢之的。

新加坡有多少“网红”？他们有多大影响力？相信是一向努力捍卫政府和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政府所关注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