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在两岸之间和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甚至冲突风险日益升高。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示台湾问题的内政属性，以及台独极端挑衅条件下的“断然措施”。这可视为中美就台湾问题设置“战略护栏”的积极信号，双方都认识到任由台独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极端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更不意味着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主张相接近，也不意味着美国以台湾作为“新冷战”棋子的“切香肠”战术就此停止。

“立陶宛事件”继续发酵，有美国的支持身影。美国的“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参与，确认台湾的民主身份及美国的保护义务。拜登宣布过“保卫台湾”，布林肯以国务院声明形式确认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UN System）。

美国六名议员访台，调研探讨涉台立法的新空间，指向了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敏感问题，对台军售更是不断升级且对大陆具有威胁性。美军驻台“训练团”的数量还在有序增加，台军作战系统被更深度整合入美军的全球作战系统之中。

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则早已在战略和制度上清晰化，并以“民主同盟体系”的思维和义务捆绑方式牢牢盯住美国，推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实现“战略清晰化”。就台湾的政治和法制力量而言，“台独”已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台湾的民意与和平福祉，而是美国的政治许可和冷战指令。

台湾问题由此陷入了一个“三方游戏”的困局：其一，中国大陆的持续强大和主场统一的渐明态势，这是两岸统一最坚决、最稳定、最有破局意愿和能力的一方；其二，美国霸权与势力范围遭受挑战的恐惧和反弹，这是台湾“维持现状”的霸权背景和力量，也是两岸统一的结构性障碍，是两岸一切斗争的最大考量因素；其三，台湾的台独力量在政治、法律、社会与文化上的“全面对抗”与机会主义台独追求，这一力量循着二战后台湾的“割据化—民主化—本土化—台独化”的路线渐次集中和建构，已形成不可回避的阻挠统一、渐进台独的社会政治基础。

长期政治和法律斗争

从法理层面而言，两岸之间和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错位和规范性斗争。就美国法律体系而言，涉台法律规范以1979年《台湾关系法》为基准，确认了协助防卫台湾的义务，而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政协议作为中美建交基础，并以“六项保证”作为对台再承诺。

这里就出现了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规范歧义性和执行上的矛盾性：与大陆交往时，美国亮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其确认的有关事实和法律基准；与台湾交往时，美国亮出《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六项保证”甚至写入了美国2018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从而导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更形尴尬。

尽管中国官方并不承认美国《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国际法至上性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互约束效力，但美国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的“长臂管辖”霸权习惯，及美国自身法治体系的实际运行，却是中国方面无法控制的。中美涉台的长期政治和法律斗争，由此渊源并不断升级。

美国以此“分而治之”的方式，实际上偏离了“一个中国”政策的已有承诺和常识法理。美国的双重“政治搭讪”行为，立足于长期制造和维持两岸“分裂”状态，并同时从两岸获取政治经济红利，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的最大化。

但这一保证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两岸“分裂”状态，美其名曰“维持现状的和平”，并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且受到两种力量的强烈反弹和重塑：其一，大陆的统一力量；其二，台湾的台独力量。而在中美“新冷战”的条件下，美国日益丧失既往“准中立”的地缘政治立场，并修正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平衡政策，逐步从“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后退，并偏向于纵容台独以及支持台湾国际化。

中国大陆坚持涉台法理坚定有力

从中国大陆的政策立场来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与国家建构的遗留问题，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问题。20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就其担纲主体而言，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其政治伦理的交集在于建构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族国家。

对民族复兴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共同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国共两党的“交叠共识”，演绎了20世纪国共两党的恩怨情仇，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和奋斗使命。

中国政府在今年的百年建党纪念大会、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及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均有关于台湾问题及国家终极统一的历史陈述和意志表达。必须从中国的民族史观、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构成的整体切入，才能真正理解台湾问题的系统法理和情理之关节。

中国大陆坚持的涉台法理是坚定有力的：其一，“联合国2758号决议”永久且权威地解决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法确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代表权问题，台湾官方及其后继者不存在“一个中国”框架外的国际法空间；其二，中国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确立了统一台湾的神圣义务以及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的双轨制，“统一”高于“和平”；其三，两岸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指标，是中国政府代表民族公意的正当历史使命；其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和平善意，是宪法智慧，是文化良知，是理想前景，是开放性协商框架，但绝不是自缚手脚的绳索。

台湾问题的终极前景其实是明朗的：台湾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和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有“必统”的决心、智慧和能力，而台湾只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安全提款机”，美国并无“必守”的理由、意愿和最终实力。台海的永久和平不是维持现状的脆弱和平，而是统一之后的稳固和平。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