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美国政界一直有声音在强调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经济繁荣并没有使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但问题在于，即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是否就能避免今日的大国竞争？德国、日本的经验已经给出了答案。

以事后孔明的视角看，美国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当然是在冷战结束后。中美已经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继续合作显然不是一种必然。

那时的中国实力不强，也缺乏与全球紧密相连的经济。如果美国选择遏制中国，一定会成功。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寻求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经济，美国能够拒绝吗？拒绝中国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与美国所号称的价值观相悖。某种意义上来说，除非中国拒绝，否则美国在当时也缺乏其他选项。

而在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中美能否避免竞争。当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从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转向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两国必然只有竞争一途。

问题在于，竞争的路径、模式是什么？是大家一直所认为的美苏冷战模式吗？

现在，或许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冷战格局是二战后对美国与苏联势力范围的一种确认。它是博弈的结果，而非竞争的开始，更不是竞争的方式。今日中美竞争的起点绝非冷战模式；而终点是否将是冷战模式，同样值得怀疑。

如果中国继续拥抱全球化的经济，不走向苏联式的自闭，就不会切割与全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美国当前所刻意强调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实际上只是文字上的游戏，而非现实关系，除非中国选择闭关锁国。

但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已经被明确认为，是导致中国在19世纪落后、失败的原因。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国领导人，会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竞争、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方式。这与其一直以来的观点是相悖的。

如果中美的大国竞争无法避免，现在所能避免的，就是走向热战，走向无法妥协的终局。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并不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或是区域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建立起类似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讲，中国是讲现实主义的，即使寻求全球领导地位，也未必会走一条以意识形态作为先锋的路线。

事实上，美国对当前一些国际组织的否定，恰恰在于因为中国已经通过它们的影响力，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全球领导地位，或发挥类似的作用与目的。美国否定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实际上恰恰是否定自身在二战后的努力，也将因此削弱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全球和平、稳定的目标。

所以，对中国而言，中国无须选择一条已经被证实并不具备可行性的路径，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这或许正是美国所应当思考的地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并非根本原因。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尽管苏联领导人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但它并非根本的、决定性的及无可替换的。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拜登或其他国家所强调的民主，无非就是从宣传上否定中国、矮化中国，以此达到其遏制中国的道德优越性。但应当思考的一点是，在中国经济与全球其他国家联系如此之深的时候，仅以此为理由是否足够？

如果说接触政策的失败，让美国错失了遏制中国的20多年时间，那么以民主政治为路线的遏制中国政策，一旦失败，届时的结果恐怕是中国对美国的超越，美国再无机会遏制中国。届时美国将如何与中国相处？

今日中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两国的竞争是否导致冷战式的关系与格局，而是需要怎样的一种竞争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强调只有“合作”的中美关系，并不现实。

在中国国内，有人认为，拜登团队所提出的“对抗、竞争、合作”，在经历一系列的事件后，对抗、竞争已然被否定，被划去，最终只有“合作”一途。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地判断了拜登自上台以来对华的种种行为。

以拜登上任时美国国内的氛围以及实际情况而言，拜登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制定好对华政策，甚至也不可能立马翻转特朗普的政策。因此，延续所谓的“对抗”基调便是必然。从长期来看，拜登的对华政策，“竞争”必然是主调，“对抗”与“合作”只能是辅助。

中国不应该认为，中美关系只有“合作”一条路径。希望中国某些高级官员的言论只是一种外宣上的表态、谈判上的筹码，而非真实的“一厢情愿”。做好与美国的长期竞争才是关键，尤其是避免导致热战终局的竞争，才是重点。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