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各方瞩目的习拜会于北京时间11月16日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以视讯方式进行了首次会谈。

在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在一系列问题上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关切。对于这次会谈的成果，中国新华社称其“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则认为，峰会并没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

关于这一会谈究竟谈了什么，或究竟有无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质突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谈本身的标志意义，即它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回暖。从特朗普执政时步步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到拜登执政之初中美之间的各种纠葛，如今双方终于坐下来谈，从这一点看，会谈就是成果。

在拜登上台之初，笔者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四年的走向时判断，他的对华政策会比特朗普温和及友善，有可能三分像特朗普，七分像奥巴马。当时一些时事观察家和评论家却认为，拜登比特朗普更有手段，对北京而言“更糟糕”，会更难对付。

现在拜登上台不到一年，其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他显然更像奥巴马，对北京而言，他并没有比特朗普更充满敌意和更难对付。

拜登上任之初没有在对华政策上马上表现出温和，应当看成是一种政治惯性，受制于当时中美对立的政治氛围。拜登作为一个老政客，必须顾忌到政敌攻击，不能在中美关系上忽然转舵，贸然示弱。

其实，拜登对华政策的基调，在他上任时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就已表露出来。他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而非特朗普政府中彭斯和蓬佩奥所描述的敌对关系。

如果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的相比较，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经贸还是在政治方面，拜登已经从特朗普的对华立场上大幅后撤。

在经贸方面，尽管在上任之初，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战政策，但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美中达成的贸易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她说，关税对美国经济没有帮助。“关税是对消费者收的税。在某些情况下，在我看来，我们这样做伤害了美国消费者”。

今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称，要以新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她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北京进行新的谈判，因为北京未能履行与特朗普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将放弃一项让中国改变其“非市场经济”的计划，并批准将某些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在美国惩罚性关税之外。显然拜登政府倾向于放弃特朗普的对华惩罚性关税，只不过保留了一个小小的希望，即北京能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购买协议。

在政治方面，11月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我认为，（美国）以前对华方针的一个错误是，认为通过美国政策的实施，我们将达到对中国体制的根本转变。这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沙利文又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让中美“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在国际体系内合作”，并且“我们希望这种共存的条件有利于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一政治主张，显然比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大大地后退了。尽管特朗普本人很少谈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但他的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却是坚决的反共派，视大陆政府及其体制和意识形态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甚至提出要将大陆政府和中国区分开来。这被北京视为邪恶的离间计。

实际上，自大陆政府建政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以求实现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即便是在过去40年中，美国对北京示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其中有一个根本政策目标，就是希望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由威权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变。

如今，拜登政府宣称，他们不再追求这样一个目标。这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与此相关，在特朗普政府中那种对大陆政府和中国的刻意区分，在拜登政府中也没有被延续下来。

另外，在台湾问题上，尽管前一段时间中，中美为台湾问题而关系紧张，针锋相对，但在最近拜登政府的表态，以及拜登在习拜会中的发言都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美国也“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可见，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回到了原点。

除此之外，在其他有关人权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所表达的，仅仅限于一种“关切”和“忧虑”，更像是一种有关价值观的表态，比历届政府在类似问题上的表态要低调。

在习拜会开始时，习近平称拜登为“老朋友”，但拜登本人和其白宫发言人此前曾拒绝这一称呼。是否真的是“老朋友”，没有必要咬文嚼字去纠结。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比特朗普较为温和及友善；在政经两方面，已经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大幅回调，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