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聚焦

在谈论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时，有人归因于中国的“崛起”，弦外之音是如果北京停滞于较落后的年代，亚洲两大国似乎会比较好相处。于是乎，有论者认为北京应换位思考，理解日本的反应；也有人期待东京调整乃至改变自己的心态，接纳邻国崛起的现实。

乍看之下，如此这般的推理似乎合乎人之常情。特别是与“失去10年”“20年”乃至“30年”的现状相比较，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体”与一度陶醉于美国学者傅高义编制的“日本名列第一”梦、“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的东京，对邻国的“崛起”确有不是滋味的感受。

日本是一个讲究上下关系、爱排名次的国家。眼看着好不容易从二战后初期“白脸天皇”麦克阿瑟总司令贬为“四等国”，攀爬至“名列第一”又迅速滑落，深受明治以来“大和民族优越论”影响的日人，对邻国充满复杂心态，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如果据此断定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是由于两国力量之消长、强弱之变化，却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积弱”诱发邻国膨胀

翻开近现代史，中国也有积弱的年代（准确的说，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为止，这是常态），但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并不处于友好与和平的状态。恰恰相反，这是日本全面“北进”发展、侵占邻国，中日两国反目成仇的时期。

借用一名二三十年来热衷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日本专家的评语，当时中日关系的形势是：

“当中华帝国面临崩溃的局面时，对中国存有‘憧憬、不安与恐惧’的日本人，曾有过陶醉于对‘大陆’推行扩张主义的罗曼蒂克时代。”

这里可圈可点之处有三。

一是“中华帝国面临崩溃”（邻国“积弱”）。

二是引发日本人的“憧憬、不安与恐惧”。

三是导致日本人产生对中国扩张的“罗曼蒂克”的思潮与行动。

说白了，日本之所以对中国有非分的想法（美其名为“罗曼蒂克”的念头与行动），那是因为中国的不争气。也就是说，因为弱，所以活该。这当然是典型的“诱盗论”。

足见所谓的两国关系之恶化，始自中国崛起之说不能成立。实际上，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路线以来，日本就已觊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视两者为其“利益线”之所在，中日两国一直未良好相处过。明治以后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史，特别是二战前的昭和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日本对华乃至对亚洲其他各国的膨胀史。

也许是因为洞悉这段外交史的特征与要害所在，日本某些以日本“国益”“国策”为重的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出了一个似乎颇有学术性，但又耐人寻味的议题设定：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不要拘泥于日本对华膨胀的百年史，而应追溯至涵盖明治时期前后及二战后的150年史（如换为今日，也许得再加上之后的30年）乃至更长远的交流史。

有人分析：只谈100年，近乎就是追讨日本对外的膨胀史。倘若扩展至150年、200年，涵盖更早或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两个邻国之间有时你强有时我弱，有时你欺侮我，有时我欺侮你，这一切关乎国力之盛衰与消长，而与谁是谁非、谁黑谁白没有关系。“强弱论”与“地缘政治学”之提倡与妙用，就在这里！

“天无二日论”与修宪挂钩

当然，笔者指出中国崛起并非中日两国关系恶化关键之所在，并不意味着不了解或否定东京对邻国日益强大而产生的顾忌或不良的反应。

实际上，诚如前述倡导“中国威胁论”的日本军校教官总结一般，在日俄战争（1904年至1905年）之后，日本曾经面对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他引述当时一位日本驻德国武官如下的看法：“如果日清（指清朝）联合起来将俄国驱逐出远东，这将有如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般，而导致日清两国在远东地区不停地争霸。”

他赞赏这名20世纪初期日本武官的判断和远见。因为，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对有意“对外扩张发展”的日本是十分不利的。由此可见，在近现代日本的战略家眼中，“天无二日论”一向有其广大的市场。

除此之外，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情有独钟，也与东京善于制造危机感的习性有关。特别是在日本国内迈向“总保守化”，力图早日摆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的时刻，“中国崛起论”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论”的材料，进而作为日本必须加强武装、修宪派兵的重要论据。

其逻辑与目标，和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在不同年代提出的苏联威胁论、朝鲜核威胁论（尽管著名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电视时事节目中曾调侃道：平壤哪怕真的拥有核弹，充其量也就像罐头般那样大）等，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认真追溯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历史，不难发现东京对北京大幅度提升其对抗性的转折点，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1996年。两国安保的矛头从旧日之苏联转为今日之北京，正是确立于斯时。也在同一个时间段，日本外交部摆出不认可中日之间对领土问题有“搁置争议”默契的姿态，尽管当时的日媒以非常不显眼的小栏寸报道此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在冷战结束、获得白宫首肯后，把焦点从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纷争，转移至“南方领土”争议（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对其“周边”的台海事态公开流露出其异常的关心和兴趣，显然还有其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和盘算。

今日岸田新内阁在“安（倍）麻（生）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其强硬鹰派的态度，可以说是1996年“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升级版。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情有独钟，也与东京善于制造危机感的习性有关。特别是在日本国内迈向“总保守化”，力图早日摆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的时刻，“中国崛起论”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论”的材料，进而作为日本必须加强武装、修宪派兵的重要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