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淑莉

来源：彭博社

有些人总是让人生厌：打比赛的时候总是迟到，但一来就会非常强势，让别人见而生畏，这种体育精神可不够风度。

不过，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却在这么做。穆迪、标普和惠誉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评级下调次数创下纪录。

各种评级下调接踵而来，把交易员弄得手忙脚乱。私人银行为了达到各自的合规要求，忙着削减被降级公司的贷款价值比，触发了追加保证金通知，促使富裕客户亏本割肉。在高收益债券投资领域，超级富豪的很多债券是往往通过低息信贷买的。

最近几天，评级公司把降级行动归因于这些开发商的再融资风险越来越大。但它们是否曾经想过，这波降级操作下来，可能会加大发行人的再融资难度？汇丰控股对最近36次评级评级的研究发现，每次降级后，两天后发行人的债券价格平均下跌3个百分点。

就拿美元债发行大户佳兆业集团来说，10月18日穆迪因“再融资风险”将其评级下调后，压力骤然上升。2015年时佳兆业成为首家美元债违约的中资开发商，曾一度岌岌可危，后来又起死回生，并且奇迹般地通过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三道红线”。拜评级机构所赐，这一回佳兆业再度陷入泥潭。谁说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佳兆业或以亲身经历验证是否为真。

为了跟上局势，评级公司必须采取行动，动作还得要快。自6月初以来，中国高收益美元债市场信心便开始恶化。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恒大与在香港上市的盛京银行被指进行过的相关方交易。到了10月初，一家规模较小的开发商花样年意外违约，即便这家公司能还得起，或者给人的印象并不至于如此，却依然选择不偿还债券，引发市场出现至少十年来最严重抛售。换句话说，评级公司需要跟在后面去追赶，才能将评级与债券价格相匹配。

不过，有人该问了，开发商开始走厄运时，评级公司去哪儿了？中国早在2020年8月就对房地产行业出台了“三道红线”政策，评级公司评级在许多个月里几乎没有过降级行动。事实上，在2021年初，我们所看到的评级上调次数比下调次数还要多。比如，穆迪1月份上调了新城发展评级，之后标普3月份也上调了这家公司评级。新城发展明年6月到期的4亿美元债券当前收益率在16.7%。

当然了，中国的开发商确实很复杂。在中国严格的去杠杆行动下，开发商做了很多影子银行业务，他们担保的私募债也不会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话虽然这么说，惠誉10月4日决定下调花样年的评级，声称在“最近一次电话会议上” “头一回” 听到花样年还有1.5亿美元的私募债，可是这么做并不够。资产负债表怎么看大家都懂，市场需要的是评级机构挖掘背后之事。

当尘埃落定时，这三大评级公司得自我反省一下。它们在高深莫测的债券世界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去警告提醒市场？还是只会让债券跌得更惨？

任淑莉是彭博专栏作者，重点关注亚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