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兵云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以来，领土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战结束后，领土普遍被各国建构为国家的核心利益。

即使地处边远地区，且经济和军事战略价值均低的领土争端，由于其背后关联着复杂的民族情感和巨大的政治力量，相关国家领导人极少有魄力，敢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存在领土争端的两国关系，犹如存在第三者的夫妻关系。在彻底解决之前，领土争端是两国关系反复出现摩擦、冲突的深层原因。

两国战略互信缺失，战略猜忌不止，不得不在争端地区大量陈兵，消耗战略资源，且处于冲突边缘。两国关系因此问题不断、麻烦丛生。

中国和印度同样未能走出宿命。领土争端是束缚中印关系发展的最大现实障碍。由此引发的1962年边境战争，对印度产生的心理创伤至今未病愈。即使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两国在争端地区仍然冲突不止：2013年“帐篷对峙”持续三个星期；2014年一度出现更大规模的对峙事件。

2017年洞朗危机是1962年以来两国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而2020年爆发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则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持续时间远超过三年前的洞朗对峙。两国关系长期处在破裂危险边界，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向军事冲突乃至爆发战争。只有尽快解决领土问题，中印关系才能早日脱离“危险状态”。

解决领土争端，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双方迫切需要；有魄力、敢做决定的国家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吉夫·甘地担任印度总理期间，被认为是1962年以来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最佳时机。当时，中印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是邓小平）都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极具魄力。

拉吉夫·甘地政府果断放弃了之前历届政府坚持的“发展中印关系必须先解决领土争端”的僵硬立场，奉行实用主义下的“平行原则”——在领土争端没解决的情况下，发展中印之间的其他关系。无奈当时印度处于拉奥政府改革前夜，印度对对外开放的认知，远不及此后其他政府，且中印两国的经贸联系不够紧密，最终解决领土争端总是缺欠临门一脚。

此后，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并曾面临“印巴核竞赛”考验，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为解决领土问题，建立了若干重要对话机制，包括目前已经举行了第11轮的军长级会谈，并达成原则性共识。中印领土问题从维护边境稳定的危机管理阶段，进入实质性的具体领土谈判阶段。

2014年，并誉为“印度邓小平”的莫迪当选且于2019年成功连任。2014年至2019年间，中印关系稳中有升，不仅成功平息了2017年洞朗危机所带来的可能冲击，还建立了两国元首非正式会晤机制。然而2019年，莫迪政府废除宪法370条款，将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纳入其新成立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且与美国不断走近。这导致中印关系迅速恶化。

虽然莫迪政府可以利用当前中美竞争，为印度获取某些暂时性的军事资源和发展机会，但长远而言，与中国长期软对抗，且长期处于爆发边境冲突的危险边缘，印度将消耗大量战略资源。同时，印度与中国的潜在冲突或摩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蹈1962年悲剧。上述情形，无一不令印度得不尝失。

印度宪法对总理无任期限制，从目前印人党及莫迪政府的民意来看，莫迪2024年极有可能再连任。莫迪1950年出生，2029年寻求连任总理，身体健康将是最大障碍。2021年至2029年，如果莫迪政府能调整其对华政策，凭借其强硬的个人做风及印人党在印度政治生态中的绝对优势，莫迪政府完全有机会解决两国间的领土争端。

正如复旦大学林民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印度非常清楚中国在两国领土争端上的立场，包括莫迪政府在内的其他印度政府均认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们可凭借该优势“得到更多”。

是否接受中方立场，尽快解决中印领土争端，球在印度脚下。莫迪政府错失本次机会后，中印领土问题极有可能还须再等待30年以上，才可能出现下次机会窗口。

作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