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

在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徘徊、挣扎、撕裂的阿富汗塔利班，在军事方面至少有四大意义：一定条件下弱国能够成功抵抗大国入侵；山地游击战在21世纪军事高科技时代再现辉煌；海权在陆权面前严重受挫；精神意志比武器装备更为重要。

这就足以让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斗争进入教科书，并永远载入战争史册。然而，塔利班再造辉煌的同时，也面临胜利者压力的问题。

目前，塔利班处于坚持原教旨主义与向世俗主义妥协的矛盾中，并将艰难地在伊斯兰法化国家和现代文明国家之间寻找平衡点。在第一次执政期间，塔利班追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的正统领袖地位，以《可兰经》中的教规教法来治理国家，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而与现代文明社会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甚至在人权、妇女、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形成尖锐冲突。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因无视现代文明规范，庇护恐怖主义卡伊达组织，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恐同盟的军事针对，丢失了国家政权，被赶进深山险遭灭顶之灾。这次卷土重来一改以往极端做法，塔利班发言人一再向国内外承诺，将同恐怖主义切割，按现代文明国家的原则处理人权、妇女权益、反对派，宽恕赦免旧政府人员，建立一个包容性联合政府。

塔利班改邪归正、“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姿态，背后是否有高人指点？还是自身在山里面壁思过20年后顿悟？不得而知，按照常理推断，塔利班毕竟有过上次执政失败的惨痛教训，20年反思或许意识到如果要掌管、建设贫穷落后的阿富汗，就必须放弃原教旨主义极端立场，遵守国际社会规范，让世界接纳自己。

塔利班内部裂痕

进入喀布尔后，塔利班发言人多次的声明似乎也证实塔利班已脱胎换骨。有意思的是，塔利班当初执政时造成的恐怖印象太深，以致外界非常怀疑其是否言行一致，是否只是权宜之计。

客观而论，塔利班无论如何是不愿再回到山洞里，胜利者身份迫使他们承担起国家建设者的角色，为了国家的发展必须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和科技援助。这就不得不放弃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向现代社会妥协。因此，外部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等援助，实际上是推动塔利班向现代化世俗社会迈进的有力因素。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过去塔利班的劣迹和挥之不去的疑惧，加之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下的恩怨，如果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全面封锁，在这种外部敌视和压力下，人们担心塔利班会被迫回归原教旨主义，而与现代化世俗国家为敌，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之源。

如果西方国家给予“改邪归正”的塔利班以有力的经济和科技上的援助，两者间关系理顺，那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向西方世俗化妥协的塔利班内部很可能出现分裂。巴基斯坦塔利班比阿富汗塔利班在坚持原教旨主义方面更趋极端，而塔利班内部也存在温和与激进两派。

从伊斯兰世界看，同塔利班争夺国际领导权的“伊斯兰国”，已经指责塔利班是美国的帮凶，声称要讨伐塔利班，喀布尔机场爆炸就是强烈的信号。种种迹象表明，当塔利班向世俗主义妥协换取国际社会接纳自己时，塔利班内部可能出现分裂，温和派能否掌控内部分裂仍是疑问。

8月26日，喀布尔机场遭“呼罗珊省伊斯兰国”（ISIS-K）恐怖组织的连环袭击。这一行动表明：塔利班今后在国内将至少面临“北方联盟”“ISIS-K”恐怖集团和“巴塔”三股敌对势力，很可能陷于无休止的内部纠缠。因此在较长时期里，塔利班对周边国家无力进行实质性威胁，相反会寻求各种援助，除非它再次回归恐怖主义。周边头脑清醒的国家也会对塔利班政权持谨慎观望态度，不会轻易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投入。

塔利班胜利的“蝴蝶效应”

塔利班将在重建国家的前提下，长期为内部压力所困。美国撤退后，中亚原来潜伏的地区性矛盾会凸显出来，塔利班还须费劲地周旋其间，其中不乏敌意者，而渴望外部援助的塔利班政府对外多半会息事宁人，不会采取强硬政策。如果以支持境外恐怖主义威胁来向周边“敲竹杠”，无异于自绝于世界，相信周边有足够自信和军事能力加以制衡。

美国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不负责任，甚至出卖盟友的负面印象，也刺激着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美国是否也会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呢？”大陆媒体舆论言之凿凿倾向于美国会抛弃台湾，这反而迫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17日的记者会上强硬表态：“我们相信，我们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而且从来都是。我们相信，我们对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地坚定。”

近日国务卿布林肯又信誓旦旦：“我们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至少从语言表达层面看，美国再次严重触碰中国大陆的底线，把台湾同以色列相提并论，中美冲突又趋升级。

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引来盟友对美国信用的怀疑，最焦虑不安的莫过于日本。日本在美、苏、中三国联合打击下战败投降，深知只有在美、俄、中分裂对抗状态下才有望重新崛起。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去职前顺势登上美国战车；前首相菅义伟见美国总统拜登有退缩迹象，立即跳上前台，今年6月国防部长岸信夫公开声称，台湾安全与日本安全息息相关。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日本急忙和台湾举行自民党与民进党的首度准“2+2会谈”，讨论双边外交和国防政策问题，摆出积极干预台海局势的架势，目的是反逼美国不许后退。日本扮演的角色很像五胡十六国时，怂恿前秦苻坚南下攻打东晋的后燕开国君王慕容垂。围绕台海上演的这一幕，就是美国抛弃加尼政府，在中、美、日、台之间掀起的“蝴蝶效应”之一。

美国撤军和撤侨顺序颠倒，以及扔下盟国军队和当地合作者仓皇撤退，不仅让美国在国际上信誉大跌，也给美国政坛扔下一颗巨型炸弹。拜登遭到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炮轰，不甘败选的特朗普异常活跃，乘机谴责拜登撤军毫无章法是美国的奇耻大辱，甚至有人认为这次撤军是美国衰退的标志。

拜登原想抢在九一一恐袭事件纪念日之前完成撤军，以捞取政治资本，不料弄巧成拙，反衬出特朗普叙利亚撤军的有条不紊，这给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鹰派重出江湖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阿富汗毫无章法的撤军对美国政治的冲击是巨大的，在今后国内政坛会持续发酵，这是塔利班胜利的“蝴蝶效应”之二。

撤军与中美军事态势的“势能转换”

从美国的角度而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并将印太地区作为未来主战场，而驻阿美军是一支深入中俄势力范围的中亚“孤军”，表面看似乎威胁中俄后院，实际上一旦开战，因距离太远，又被塔利班缠住手脚，难以形成同印太地区美军的配合。

另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20年共花费2.3万亿美元，可以建造“福特”级航母184艘，如果再耗下去，美国不但达不到在阿富汗实行民主政治的目的，而且经济上要被拖垮。与其在阿富汗白费财力物力人力，孤军悬于中亚，不如收指为拳重点部署于日本、韩国、关岛、菲律宾和迪戈加西亚岛等军事基地加强印太地区。因此，美国撤军在战略上不失为明智之举，尽管撤军过程非常糟糕，引出一连串政治、外交后遗症。

另外，如果脱离中美俄周旋的背景，塔利班单挑美国很难取得今天的结局。美国在印太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军事压力才决定撤出阿富汗，正如撤出越南是在中苏压力下的决策一样，所以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在中亚的一次局部胜利。另一方面，美国将财力和军力调整到印太方向，也增加了对中国的正面压力，所以阿富汗撤军是中美双方在军事态势上的一次势能转换。

美国“里根号”航母完成阿富汗撤军后旋即赶到南中国海，会同“卡尔文森号”航母、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及澳大利亚“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展开军演，明确针对中国进行威慑，总体军事态势对中国不利。

进而言之，美军用兵一向以合理为原则，不为面子所累，历来美军在主力未受重创下的撤退，无论是战略退却还是战术退却都隐藏着杀机。

前者如越战，为加强欧洲方面对抗苏联集团，1973年美国同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约》正式撤军，18年后苏联解体。后者如朝鲜战争时期，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接过战场指挥权后，在主力未损情况下主动放弃汉城（今日首尔），等到中国军队“礼拜攻势”结束时突然发起反攻，在取得连续进展后收复汉城。这次阿富汗撤军是着眼全球、加强印太的考虑。

文明碰撞视野下的阿富汗战争

仅从上述国际关系视角看阿富汗战争，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视野太窄。这里再引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说过名言：“战争的精华却不在胜利，而在于一种文化命运的展开。”阿富汗战争也可看做传统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社会的碰撞，一种无奈的文化交流。

美国和西方国家发现，把民主、自由及平等普世价值和政体强加于伊斯兰世界是十分幼稚的，他们的使命感简直是儿戏一般滑稽，进而发现自身认知的严重缺陷。

另一方面，塔利班在山沟里经过20年对第一次执政失败的深刻反思，在重掌政权后提出了包括尊重妇女权利、宽恕和不追究旧政府人员、与恐怖主义切割、建立各方合作的包容性政府等一系列迎合西方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社会规范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往基于伊斯兰教规的极端做法，给外部世界改弦易辙的强烈印象。

有人揣摩塔利班是出于获得经济外援的需要，而玩弄政治权谋，是权宜之计。从塔利班的历史看，这毕竟是从未有过之举，哪怕是短暂的现象，也具备文化交流的意义，何况未必一定是权宜之计。

塔利班的角色已经从反抗者变为执政的建设者，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场”之称，虽然充满自豪感，但也意味着外部入侵的频繁和国家长期孱弱，阿富汗要摆脱外部强权屡屡入侵的命运，必须建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至少国防军不能靠缴获的武器来维持。

这就必须对世界开放，大量引进外部世界的先进科技、金融、教育、企业管理等，正是这种国家建设的长期需要，才迫使塔利班放弃过去极端的主张，接受外部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和通行的行为规范。

这种现实功利的追求一定是持久的需要，必将导致社会原来各种结构变异，于是在文明交流的视野里，人们看到阿富汗已经面临“一种文化命运的展开”。因此，阿富汗战争是两种文明的强制交流，是一群高举《可兰经》的传统部落的人们，同一群高举《圣经》的现代社会的人们的不愉快对话，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用灾难浇灌自己的成熟，这恐怕就是他们的历史宿命。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由于过去塔利班的劣迹和挥之不去的疑惧，加之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下的恩怨，如果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全面封锁，在这种外部敌视和压力下，人们担心塔利班会被迫回归原教旨主义，而与现代化世俗国家为敌，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