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延续已近两年，早前不少国家为了应对疫情而推出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可是货币大量增发，加上全球产业链严重受阻等问题，却大大地推升全球通胀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国家又开始加紧准备迎接经济正常化，结果导致全球不少央行近来都加快了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速度。

通胀极为严重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近半年以来已六度加息，创下近廿年来最大加息幅度。即使较先进经济体如韩国、挪威、新西兰等，它们自今年8月以来亦已相继宣布加息，连英国与加拿大亦预示今年至明年初将会加息。甚至七国集团（G7）中实际利率最低的美国，市场也预期联储局今年底前它将宣布退出购买资产，以及选择在明年某时段加息。

加息热潮下的例外

在全球一片加息浪潮之中，日本央行近日却一反潮流，表示在必要时将会毫不犹豫重启货币宽松政策。但日本之所以可以如此有其独特背景情况，因为在全球通胀水平暴增的时候日本本国消费却极端疲弱，导致今年日本的整体通胀率仅有比中国内地更低的0.2%。这自然表示了日本毋需忌讳通胀水平继续执行货币宽松措施。

除了日本独有的低通胀消费不振问题外，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初接任后马上提出要推行“新资本主义”。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有两个核心，分别是藉着绿色能源普及以及建构保障经济安全等契机实现全面经济增长的“成长战略”；以及强调政府“再分配”的角色、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的“分配战略”。这种取态对于各国将来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无疑有着重要启示。

日本反潮流非独例

虽然岸田政府尚未就此推出任何具体政策，但无论是“成长战略”及“分配战略”也好，都可以预期他将大大增加在基建、社会政策上的公共开支。然而要推行这些经济及社会改革，日本政府必须先要获得更多资金，它要么是加税，要么则是增加负债，但日本现时的国债数量本已十分庞大，其数额超过GDP的260%，因此央行如果推高利率，将推一步令日本政府开支百上加斤。

由此角度来看，日本例子其实并不独特。事实上，美、英等国家近来都有与日本类似的经济改革大计。拜登政府有“重建美好未来”计划，需要高达1.5万亿至2万亿美元的巨额支出。虽然最低企业税以及富人税期望可为政府带来约数千万美元的收入，但要满足如此庞大的计划预期仍要增发国债。

另一方面，10月27日英国财政大臣辛伟诚（Rishi Sunak）发表了新的财政预算案。保守党政府提出了规模达1,500亿英镑的预算开支，其中接近一半将投放在基础设施，以及进一步增加在医疗和建造可负担住宅的拨款，以及改善最低工资等政策。虽然这次英方表示将逐步降低预算赤字水平，但其实今年3月预算案赤字率已达GDP的14.9%，属二战以来最高。即使赤字率将来会慢慢下降仍表示国债会显著增加。

货币政策与国债水平固然并非完全相等的概念，但如果央行主动推高利率，亦会推高国债收益率，到时这些已严重负债的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赤字问题。因此，虽然当下各国央行似乎都对货币政策采取务进作风。可是当世界各国都打算进行左倾改革之时，必然会需求更多的资金，结果有机会令央行加息操作永不可能回复到疫情前水平，而这亦将创下自金融风暴后更低的“低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