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10月21日发表“承诺保护台湾”的言论，10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务实的问题”，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美方立场。

在这些支持台湾言论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特定的基准，即是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拜登发言后，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布林肯同样强调：“这符合我们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个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正是当前台海局势诡异的地方。各方都强调维持台海现状稳定性，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却是台海的各方正在悄悄地改变这种现状。

即使拜登和布林肯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宣传，用于满足国内反华的情绪、团结盟友，并宣示美国对民主政治的支持，然而这些言论，再加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频繁的军事行动，都无不在清晰地揭示这样的结果，就是台海的现状就是在被不断地改变。

同样，台湾方面，蔡英文强调不会主动挑衅大陆，不会给台海制造危机。但她的言论，包括在10月10日的讲话中，却同样抛出了足以导致李登辉曾经制造过的台海危机。

虽然各方都极力否认冷战的重现，然而当前台海的局势、中美关系的发展，却不得不让人注意到，这些成长于冷战时代的领导人，冷战式的思维是否早已经是潜意识。即使他们否认冷战的重现、极力规避冷战的降临，却也可能无法改变冷战的结局。重新思考为何美苏冷战之所以出现，或许已经变得有其意义和价值。对安全的不同理解，或许正是某种导火索。

应该说，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形成的。苏联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外交政策，让二战后的欧美各国对其前景感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迫使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作为回应。发展经济是应对苏联意识形态攻势的最好武器。

而承继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思想，美国在全球再度尝试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来实现国际和平，规避战争。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可以比拟的，更不用说在此之前欧洲的各类战争。战争的结局对全球的警示，足以让当时的人清醒地意识到维持和平、实现和平的重要之处。

但不得不说的是，斯大林理解的安全和杜鲁门所理解的安全，并不相同。过于执着意识形态，导致苏联外交政策的强势与僵硬。即使是几十年后，这一思维仍然在主导苏联历任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僵化而教条化的政策，导致外交上缺乏足够的弹性空间。即使美苏之间曾经试图缓和，但缓和政策的失败，再度加速了美苏之间的竞争。

尤其是当里根意识到苏联的经济无法超越美国时，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计算机领域远远超过苏联，而这正是新时代经济的重要力量。于是，美苏的竞争加剧，缺乏经济力量支持的苏联，于是走向了最终的结局。

今天的美国总统正在通过对民主政治的支持，来加强其他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竞争。从美国角度，这无疑是最正确的做法。除了特朗普之外，大抵上美国其他总统都会同意。

但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双方对于国际稳定、地区安全的不同理解，应该更加超越对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果拜登政府要切实维持好地区的稳定，实现对中美关系的有效管理，避免制造突发的风险，那么认识北京对安全的理解、管控自身的行为，显然比简单宣示对民主政治的支持更为重要。

尤其是，当美国媒体渲染中国大陆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领域时，却忽略了美国联合英国，正以三艘航空母舰、200架战机进行军事演习。这一数据远超中国大陆同期军机数量，对北京可能造成压力。这或许是拜登所认为的，是作为对北京军事力量崛起的平衡。而其“保护”台湾的言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平衡。

但这是否真的是平衡？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