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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时，任何对日本政治略有涉猎的读者，都会记住一个“对美追随外交”的名词。

是的，如果从1952年4月28日日本摆脱美国的单独统治“独立”、签订《旧金山和约》当天算起，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就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因为，就在同一天，决定美日之间主仆关系的《美日安保条约》也同时生效。

不仅如此，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日本还在当天和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签署《日华和平条约》（有人戏称之为“日蒋条约”）。这三个条约，毫无疑问地，规划与拴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只能亦步亦趋、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

遵循“对美追随外交”

特别是《日华和平条约》，更具体地规定日本只能承认逃亡台湾的中华民国，促使日本与一衣带水、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处于断绝外交的不正常关系。所以战后的日本外交史，一语道破，称之为“对美追随外交”丝毫不为过。

最明显，也最尴尬的是，1971年，在明知怎样也无法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其联合国合法会员国地位的时刻，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叔公）还顽强指令其外相福田赳夫，与美国联名提交《逆重要问题法案》，试图在最后一分钟设置障碍物而惨遭失败。佐藤和福田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

中日关系之好转与正常化，是在1972年9月新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之后的事。值得注意的是，田中之所以敢大胆走这一步，也是拜美国总统尼逊1971年访华之赐。白宫主人既然可以放弃长期以来对华敌对的政策，与北京恢复政治经济往来的关系，与北京近水楼台的日本，当然没有理由不奋勇直追。这是当时日本主流政界与财经界的心态与共识。但仔细分析，在其背后仍然脱离不了“追随美国外交”的基本思维与框架。

高举“亲阿拉伯”大旗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因此断定日本的传统精英，没有质疑“追随美国外交”政策或力图摆脱其影响，则显然低估了他们的智商与谋略。君不见1973年11月下旬石油危机爆发时，资源小国日本在一夜之间突然高举“亲阿拉伯路线”旗号，并派时任副总理三木武夫以特使身份，乘专机前往阿拉伯各国进行亲善访问，阐明日本的新阿拉伯政策？理由很简单，日本的石油99%依赖外国输入，而其中的80%仰赖中东各国。

因此在这事关日本生死的问题上，东京不得不临危抛弃对美的“追随外交”，哪怕是成为国际外交笑柄，也要“临渴挖井”（日媒语）、高举“亲阿拉伯”旗帜，向往日不看在眼里的埃及、沙地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诸国的首脑一一叩头、低声下气求援。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这种追求“实利”的外交政策就更加明显了。它具体体现在日本应排名在“世界第一”、还是心甘情愿，继续充当美国从仆、排名“第二号”的论争。口不择言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一连出版的几本有关《日本可以说不》的畅销书，便是在日本经济泡沫鼎盛时期出笼的。

提倡“亚洲经济雁行论”

至于从经济角度着眼，试图顺着美国政客型学者傅高义吹捧《日本第一》的空气，大谈21世纪就是日本世纪的日本专家和学者，更大有其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列夫（后出任拓殖大学校长）等倡导的“亚洲经济雁行论”。

所谓“亚洲经济雁行论”，是指日本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带头雁，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小龙”，再来的是亚细安诸国。至于中国，在“雁行论”最初的设计蓝图里，根本没有其位置。

但是，好景不常在。上述有关日本应否安于“世界第二”的论争和风光一时的“雁行论”，随着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灭而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乃至“30年”令日人心烦的话题。

在这样的土壤与空气中，类似《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说不》的书当然无人问津，日本被打回原形。由此可见，日本处处看美国的脸色和眼神办事，还有其力不从心，只好卧薪尝胆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对美的“追随外交”论，或者“美国压力论”，确有其真实的一面。

“美国对日监视论”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之所以得以以最低的代价，回返亚洲，获得其“行动的自由”，全靠推行冷战政策的美国的支撑与安排。

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是以日本二战期间在东南亚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而言，战后的日本要重返东南亚，首先就得面对高额赔偿等难题，加之民间不满与反对的情绪，以当时位处贫困战败国地位的日本，是无法应对和处理的。

但说也奇怪，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战后日本仅以低额的赔款或美其名为“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形式，巧妙地了结了战争赔偿或“准赔偿”，并为其商品和廉价的原料与劳工分别找到了出路与来源，奠下了战后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根基。

至于东南亚各国民众最担忧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或日军卷土重来的问题，也由于有美国的保证和监视，才令各方略为安心。应该这么说，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段里，“美国对日监视论”在东南亚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当然，白宫一面让东京扮演其远东忠实伙伴的角色，一面又对它存有戒心、步步为营，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特别是年老一辈的美国领导人，如卡特总统和布什，或者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对日本存有不可养虎成患的防范意识。东京之所以迟迟无法突破核武器的禁区，以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国内外反战市民团体、人士的牵制及中韩邻国的反对之外，华盛顿从未首肯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手中紧握两张牌

了解了日美之间又要好、又要吵的这段往事，我们再回头看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危机发生以来日美的微妙关系，就可以发现到如下的一个规律：尽管日本的国家宣传机器拼命表示，日本献出了90亿美元（后增至120亿美元）的军费，但却无法派军而被欧美国家看不起；而事实上，不论是亚洲国家与民众，或者是欧美国家，更多的是希望日本扮演后勤的角色。

也许说得再清楚不过的，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1991年5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亚细安，为日本扫雷艇护航后发表的如下一段谈话：东南亚各国对于日本派遣扫雷艇，只是予以默认罢了。因为，准许日本军队在海外扮演即使是有限度的角色，也好像是把含有酒精的巧克力糖送给酒精中毒者一样。

同样的，在日本整军问题上，尽管白宫要东京承担更多美国驻守日本列岛军事基地的开销，但却没有将基地转交给日本军队防守的准备。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东京之所以迄今仍然跟着美国的指挥棒团团转，主要是手上还欠缺两张王牌。其一是核武器，其二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国的席位。因此，尽管美国会答应东京，放松对日本整军的监视，以便应对东亚形势的变局，但其尺度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日本外务省或高官有时故意摆出的在美中对峙中不知所措的姿态，或者是新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要站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推行其共同价值观外交，坦直而言，这与其说是来自美国的外压，不如说是出自东京内心，急于修宪、派兵的心愿。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东京之所以迄今仍然跟着美国的指挥棒团团转，主要是手上还欠缺两张王牌。其一是核武器，其二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国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