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能通过讨论来制定一套属于新加坡的基本生活标准吗？

当收入和财富水平、社会地位和角色、以及日常生活都不相同，新加坡人还能够对于基本生活标准达成共识吗？

他们该如何决定在现今的新加坡，什么是必需品，而什么更像是奢侈品？

这些是我们在2017年，展开“最低收入标准”（Minimum Income Standards）研究时心中的疑问。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依赖小组讨论，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共识。这个研究方法由英国拉夫伯勒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Social Policy）在2008年首次采用。近年，爱尔兰、法国、葡萄牙、南非、墨西哥、日本和泰国，都有研究团队应用这种研究方法计算不同类型家庭的所需预算。

这项研究重视民众的生活经历，能够了解基本需要背后的社会规范，搜集数据和细节也特别严谨。对于仍存在贫富差距的新加坡社会来说，这些优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这四年和两轮的研究中（包括36个小组，共299名参与者），我们花了数百个小时聆听小组的讨论，并细阅笔录。年长者诉说他们使用手机时闹过的笑话，还有对于后辈的短信的不解（“甚至没有ok，只有k！”）。家长解释在网上购买婴儿游戏垫更便宜、更省时；单亲家长分享他们有时候需要适度善待自己，因为身兼母职和父职是多么艰难。

在服装和化妆品方面，人们确实有不同的品味和风格。有些人喜欢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有些人喜欢在外头和家人聚餐，还有其他人选择独处。有些人认为每年到邻近国家旅游对精神健康至关重要；而其他人，如很多新加坡人一样，则偏向把钱存起来，每隔几年到更远的地方，满足多看世界的愿望。

年轻人笑着告诉这个由中年人组成的研究团队，泡泡茶不仅是饮料，也是社交活动。与朋友或同事走一趟泡泡茶店，也能乐在其中。

就何谓基本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多元社会难免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差异，参与者仍能够一致同意，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人必定有同样的基本需要。

在某些方面（如装扮），由于个人偏好较重，小组偶尔无法决定详细的物品清单。尽管如此，他们仍能够一致的决定该类别所需的预算。

连接参与者的是一份认同。他们所认同的，是所有人对于归属感、尊重、自主、独立和社会参与的需要。参与者的一切决定都是基于这些需要。

饰品、旅游和到餐厅用餐是富人才有权享受的奢侈品吗？

参与者明确表示：“绝对不是”。他们分配给这些项目的预算实在不高（饰品每年50元，用于购买发夹、耳环、胸针等）。他们也陈述了这些东西在我们社会氛围中的意义。

对教育制度的焦虑

有时候，从他们的考量中，我们听出了无奈。比方说，来自各行各业的父母都对教育制度表示焦虑和担忧。孩子真的需要上补习班吗？我们得到毫无犹豫的回答：“需要”。没有补习班，孩子就无法跟上课业的进度。孩子们经常要求补习，身为父母必然无法拒绝。有时学校老师也会建议这样做。

我们反复询问，试图理解理由：如果孩子没有补习会怎样？一位参与者说出了其他人的想法，让大家笑了起来：“如果新加坡不再考试，上学只是玩耍、学习，没有任人唯贤价值观，没有小学离校考试，没有A水准考试，那么我就认为没必要补习。不幸的是，在新加坡，分数和成绩就是一切。”

由慈善团体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补习班是否足以满足需要？经过讨论，参与者不同意，因为这类补习班未必所有孩子都能参加，也可能无法达到学业较弱势的孩子的学习需要。

同样的，增广课程也被列为基本需求。我们问，既然有课外活动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些课程？家长们有些激动地说，要录取感兴趣的课外活动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学校往往只挑选有能力参加校际比赛的孩子。因此，孩子必须通过其他管道追求个人的兴趣。

尽管实际消费能力和习惯存在差异，参与者都同意补习班和增广课程是基本需要，也指出这非常符合现实社会情况。父母的苦心显而易见，他们当然宁愿把钱花在其他的家庭开销。可是，他们同时意识到孩子需要安全感，不希望自己掉队。无可奈何地，这成为了家长和孩子的需要。

大学教育是基本需要

参与者当然意识到，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有能力达到基本生活标准。这方面，我们从年轻人身上获得了很深的体悟。谈到19岁至25岁的青年，他们认为大学学位是将会决定前途的必需品。

他们并不天真。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与父母对补习班的担忧一样，年轻人以亲身经验告知，不同价格和质量的补习班效果不齐，这某程度上决定了谁能上大学。但是，部分人没法获得的，并不意味就不是需要。

他们强调，在现今的新加坡，如果没有大学学位，工作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跨阶级的互动

在参与者当中，有些人显然过得较舒适，而有些人的生活则低于基本生活标准。当他们聚在一起进行讨论时，之间的互动需要有经验的研究员谨慎的处理。

在新加坡，跨阶级的互动并不常见。而我们在研究中，不仅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放在一起，谈论的还是钱。谈到必需品和价位时，难免会想到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哪些东西是否“太便宜”或“太贵”。

所以我们采用案例来提醒参与者，我们谈论的是“K先生”、“K女士”或“孩子Z”，而不是“你”。当他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状况，如习惯豪华或依赖赠品时，我们会强调讨论的目的是建立社会所有人可接受的基本线。什么才算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如果“孩子Z”没有它会怎样？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什么是需要，才能思考如何满足它。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引导讨论，让参与者有空间细述个人经历，也避免炫耀或引起羞耻感的言论。

在这四年，我们从参与者的分享中学习到，今天生活在新加坡的每个人都需要住房、食物和衣着、教育和就业机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医疗保健。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尊重、安全感和独立。每个人都需要参与社会活动的选择，以及参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自由。

他们明白在新加坡并非每个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是需要。反而，他们认为不是只有负担得起的人才应该享有归属感、尊重、安全感和独立；并不是只有部分孩子应该享有适合自己学习进度的付费补习班，而其他孩子就应该接受任何符合家里经济情况的补习班。

这项研究其实是一种委托。既然研究团队从参与者身上学习了这么多，我们就有责任提问：如果民众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什么是需要，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已经知道基本生活标准是什么，今后的目标就应该是确保每个人都能达到。

张优远是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黄国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

高级研究员和个案研究组主任

这篇评论摘自与梁尤薇、艾德（Ad Maulod）、卓君美和黄依乐合作完成的《新加坡人的需要：家庭预算报告》，报告在本月初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