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随着近期对科网企业的反垄断政策，相信中国领导层已意识到，若任由富豪（其实是台面上的“白手套”及其背后金主）继续不受节制地野蛮增长，不仅会危及领导层的管治，也会使中国国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马云提出“996”时，是何等豪气和自以为是，而许多人基于对富豪的“自然”崇拜，也似乎看不出问题所在。试想想，若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和各类大公司职员均是“996”，即早上9时上班，一直工作至晚上9时，每星期工作六天，那是多么恐怖的人间炼狱。

晚上9时下班，回到家洗完澡后，相信已是10时或10时半，儿女或已入睡以准备明天早课。到星期天儿女又可能要补课，一星期能有多少时间见到儿女，更遑论发展亲子关系了。更糟糕的是，辛勤工作所赚的钱，主要还是用来供房和支付高昂的补习费和医疗开支。对自身而言，“996”意味着即使是高学历者，也没有个人人生，一切均是公司的。普通收入者甚至无房和没有足够生活费用支付能力，以说服未来丈母娘容许女儿下嫁。

这是中国人想要的人生吗？如果不是，那中国领导人肯主动处理这些问题，中国人是否求之不得？至此，笔者希望中国和香港市民放弃对富豪的“自然”和“盲目”崇拜，认清他们的主要目的始终是想方设法积累财富。

韩国经验的启示

较好的一些富豪可能会捐一些钱出来，以及不自觉地通过累积财富行动贡献经济；较差的一些富豪则会不惜通过违背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累积财富。绝大部分富豪会在环境许可下，尽量透过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卡位”运作，建立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目的是确保家族的利益得以延续，而不是为人民谋福祉。

以韩国为例子。韩国各大家族均倾向于以经济能力，培养家族成员成为议员、高官甚至内阁成员，以保护其家族的经济利益，以至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均被锁死在此“家族式官商勾结”的恶性循环之中。

即使出现一些有大志的政治人物，也难以将韩国政治经济带出此循环。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也只能看各大家族企业的业务发展。普通人的最大成就，可能就是以良好的学业成绩，进入这些韩国大企业工作。

然而，这类垄断式家族企业，始终限制了韩国经济增长和对高低薪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不但高薪职位一职难求，连普通职位也相对较少的情况。更糟的是，由于内阁成员也受家族政治影响，选出来的财政官员不一定是真懂财政，不一定真的是为国家、人民和经济着想，导致政府在控制房价方面表现不佳，韩国国民收入甚少，又面对高房价之苦。

若中国不推出反垄断政策，并清除过往累积下来的诸多政治经济矛盾，中国最终极可能走进和被锁死在比韩国更糟的“政治经济恶性循环”。

香港人的蜗居之苦

另一个近似而略为不同的例子是香港的房屋问题。笔者多次在过往文章中指出，由于香港官场的避责心态，加上被选出来的香港财政官员并非真懂经济，房屋官员只会以各种理由推说没地或增加建屋土地困难，以至香港公私营房屋供应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造成“劏房”和“棺材床位”式的蜗居及恶劣居住环境，也是香港房价持续被推高的基本因素。

简而言之，即使香港市民肯对居住面积的无理剥削忍气吞声，但“纳米房”的房价及“劏房”的租金已远超可忍受的水平，成为大部分市民之痛。

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商对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无远弗届，即使有个别官员肯着力增加“远不够数”的建屋土地供应，或推出压抑房市泡沫的措施，仍会有一些议员或官员“有意无意地”以不同方法将其化解于无形。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近期应已通过一些途径，要求香港个别房地产商主动协助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虽然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近日在两个大房地产商代表缺席下，开记者会表达“从未听闻”这样的报道，但从其乐意主动协助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并表示担心香港政府未能“合理”配合的语气来看，相信房地产商已意识到中国领导层的期望。

对此，笔者奉劝香港各大房地产商宜主动同香港政府合作，定下大幅增加建屋土地供应，最终消除香港劏房蜗居，解决香港高房价问题的规划，切忌“阳奉阴违”或以各种手段阻碍香港房屋问题的解决。只要真心实意按照中国领导层的期望去做，应可保住他们过往累积的巨大财富。相对于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往后的利润下降将显得微不足道。

再者，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各家族成员10代人也花不完，不如真心实意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在香港市民心中留下一个好名声。至于香港的投资者，宜做好香港房价可能会由现在的极高位，作出长期大幅调整的心理准备。

该如何处理恒大事件

从韩国和香港的上述经历来看，中国政府日后也应该在有需要时，以反垄断法阻止私营企业大到足以影响政府施政，或可轻易在政界或政府安插家族代理人的情况；一有此势头，可像美国当年那样，以反垄断法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或石油巨头打散成数家公司。

如果不这样，轻则导致国家锁死在上述“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中，让超大型私营企业通过垄断或卡特尔联盟无理剥夺，造成韩国式或香港式的民不聊生；重则导致富豪可随意颠覆政权。

即使如中国恒大般尚不足以垄断、但规模够大的企业，其恶劣经营如果造成倒闭事件，也足以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恒大债务庞大（1.97万亿元人民币，约4140亿新元），且不知有没有其他巨大的隐藏债务，让它“有序”破产或重组，以控制或减少对其他经济环节的外溢效应，应是最佳选择。

让恒大破产或重组，对恒大管理层作出应有的刑事追责，也避免了相关的“道德风险”，即告知其他企业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增强中国国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

当然，若有迹象显示其外溢效应足以使中国出现金融风暴，届时可以量化宽松政策阻止外溢效应进一步扩散。不管怎样，只要有序破产做得好，出现金融风暴的概率其实颇低，所以量化宽松只属备而不用的工具。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由于香港官场的避责心态，加上被选出来的香港财政官员并非真懂经济，房屋官员只会以各种理由推说没地或增加建屋土地困难，以至香港公私营房屋供应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造成“劏房”和“棺材床位”式的蜗居及恶劣居住环境，也是香港房价持续被推高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