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远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因苏联解体进入“一超多强”局面，出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持国际局势的局面。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西方内部分歧等多重因素催化下，国际形势和格局开始分化组合。

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美国基于自身地位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所引发的大国博弈和权力争夺，更是加剧了分化组合的力度、速度和深度，国际形势越发不明朗。

一、全球二元化与地区多极化格局并行不悖

随着中美实力的日益抵近，美国开始全球战略收缩，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应对中国对美国地位的“挑战”。美国出台印太战略和从阿富汗撤军，可谓是对华遏制真正发起冲锋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依然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国民情绪，也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抗和反制。

于是，中美全球战略博弈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问题。在美国的威胁和要求下，“非美即中”的“选边站”成为不少相关国家的选择，大多数国际事务将贴上“亲美”或“亲华”的政治标签，全球二元化状态凸显。在中美战略博弈之际，其他大国（欧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很难像中国和美国那样，具备全球参与和治理能力，但是它们既不愿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又试图战略自主谋求地区主动权和控制权。

于是，它们利用中美博弈契机，积极拓展地区影响力，地区多极化格局加强。在不同地区，“极”是不同的。在印太地区，中、美、印、日、亚细安各为一“极”；在中亚地区，中、美、俄各为一“极”；在欧洲地区，中、美、俄、欧各为一“极”。

二、域外大国域内化（印太化）与域内（印太）国家联盟化趋势加强

美国开始接受其他国家平衡策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印度、日本、亚细安等域内大国或区域组织接受域外力量，共同平衡中美关系；法国、德国等域外大国通过与域内国家互动，增强战略主动性，增加战略筹码。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域内小国通过不同力量之间的分化与平衡，实现利益均沾。

以上四者共同促进了域外大国域内化（印太化）和域内（印太）国家联盟化，并引发诸多不良影响。

第一，引发从众效应和涟漪效应，能引发其他大国的跟进，以期获得战略主动权，增加谈判筹码。

第二，压缩中国战略和外交空间。压缩中国战略和外交空间主要是通过增加平衡性、降低合法性及压缩战略扩展性等三种方式实现的。

第三，中国陷入周边外交孤立的境地。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呈现自身投射力和影响力向四周发散的辐射模式，而域外大国域内化（印太化）和域内（印太）国家联盟化将会将阻挡这一模式发挥效益。

三、大国主导小国与小国要求大国倾向明显

按照一般规律，国际权力秩序基本遵循实力原则。大国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支配小国的行为，小国也往往会采取“搭便车”“追随”等策略，寄生于大国势力范围，大国与小国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相处。这就是西方所建构的霸权稳定论。

但是，当所谓的“修正主义大国”出现，并足以挑战所谓“现状大国”时，那些被压迫的“附庸小国”就开始从权力平衡天平边缘侧往中间移动。此时，“修正主义大国”与“现状大国”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并随着筹码动态调整，两者角色随时存在互换的可能。“附庸小国”就逐渐拥有与大国谈判的杠杆，大国主导小国的局面开始转换，出现小国要求甚至主导大国的局面。

四、公开联盟外交与私下秘密外交有机结合

随着大国博弈烈度的加剧，无论是主导国还是参与国都开始更加注重外交手段的选择。目前综合来看，公开联盟外交与私下秘密外交有机结合越来越明显。在大国博弈中，一国为威慑另一国，势必选择公开联盟的方式，加强阵营联合能力以及威慑对手，如美国强化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建设和功能补全，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

但是，公开联盟方式又具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遏制国过度的联盟集结，引发被遏制国的安全困境，导致军事和战略对抗升级。另一方面，参与国担心过度参与对被遏制国的集体压制，会引发被遏制国的报复，所以不愿意公开加入遏制联盟。

此时，私下秘密外交成为比较好的选择方案，既可以实质性加入遏制国的联盟阵营以利用其资源（军事、经济等），又可以避免被遏制国的指责和报复。正如物理学家牛顿名言：“机智是在不制造敌人的情况下提出观点的艺术。”

五、公开道德外交与灰色抵近战略相背离

对历史条约的遵守以及对国际形象的维护，使得国家往往坚持契约精神，并以此作为立足国际社会道德高地的基础。于是，国家之间以建立外交关系、经济往来和政治互动等，作为国家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条件。但是，公开道德外交难以解决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矛盾和冲突。

基于这种情况，国家就会在名义上不破坏国家公开关系的情势下，采取实质性有损他国核心利益的灰色抵近战略。以美国对台湾政策为例，美国一直试图以台湾牵制中国大陆以及透支中国大陆外交资源，但是囿于美国过去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而不能“积极有为”，所以开始采取灰色抵近战略，大角度推进对台湾的实质性关系。

202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新版对台交往准则，放宽与台湾的往来。2021年9月，传出美国考虑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因此，在未来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中，“务虚”（名义）将充当道德外衣，“务实”却是大国博弈中的主流。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