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中国日前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引起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标志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与行动。

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正在重塑

今年正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从时间序列来看，过去20年间，中国大致经历了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学习适应、理解应用以及深度参与三个阶段。

无论是从国际贸易规则谈判还是国际贸易实践来看，中国在此期间的进步都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也经由“入世”，将本国经济体系塑造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今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且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累计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增长了29.7%，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服务贸易第二大国，美国也在与中国的服务贸易中长期收获巨额顺差。

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当今世界三大“链”，即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最重要的支撑点之一。

国际上的一项相关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占据了全球贸易将近四分之三的增长份额；中国则是这一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提供了全球中间品供应的将近三分之一份额。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得益于对外开放、全球产业与技术转移以及中国自身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是不可能扮演上述关键枢纽角色的。

当然，全球贸易近年来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碎片化、块状化以及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倾向，进而阻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出现，在显著增加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损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福利，甚至作为全球商业自由主义最重要基准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也一度面临着存续危机。

这使得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开放、包容、有序、非歧视的方向发展尤为必要。世人注意到，近年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越来越注重国家间所缔结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如美加墨三国协议（USMCA）、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另一方面，作为全球自由贸易基石的WTO，也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

该组织不仅要找到成员国之间无休止的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机制，更要适应全球贸易的新变化。尤其在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冲击的过程中，各国数码经济和数码贸易突飞猛进，不少国家和地区已全面推进数码化转型，催生了数码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场景等，大大加快了全球贸易的数码化进程，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数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性地位，亟待各国携手建立数码贸易的国际标准。这也是WTO需要自我变革，以适应技术进步与贸易发展的原动力和迫切性之所在。

并非简单“第二次入世”

不过，笔者并不十分认可中国加入CPTPP是“第二次入世”之说。尽管在时间上来看，这是中国在“入世”20年之后所采取的重大国际经贸行动，但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演进而言，此时申请加入CPTPP，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逻辑表达；进一步地说，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深度融入全球贸易投资与新一轮产业分工的内生性需要。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理应在“入世”15年后的2016年12月11日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用法律专业术语讲，中国当年的入世条款为“落日条款”，也就是说，根据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到2016年12月11日，该条款都要自动终止，中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但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很简单，在美欧看来，一旦中国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则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诉讼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中国对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将获得更大优势。所谓任何重大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并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进程，并未因此而止步，中国不仅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将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公平竞争制度的建立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作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还发布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目标是在2025年左右，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实际上，市场直觉和国际竞争意识日渐敏锐的中国，越来越将市场有效运转的五个基本要素：信息对称、诚信、完全竞争、对产权有效而适当的保护，以及使第三方的负效用最小化等，作为打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重要参照系。

迈向成熟市场经济体

而对标CPTPP这一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原先认为针对性较强的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保护、竞争政策、金融监管、环境保护等方面，其实随着中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尤其是近来有关负面清单、外资准入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度推进等措施的推出，已经变得不再是难以对接和实施的严苛标准。

哪怕是较为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随着中国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有望迎刃而解。

就中国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而言，几乎每一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都意味着中国与全球最高开放标准的有序对接。

根据相关规划，浦东将在未来10年内在两个维度、两个市场，即在适当借鉴全球美元资产体系的交易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结合上海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和高水平改革开放引领区的定位，将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外汇、期货、保险、票据等标准化金融产品和信托资产、资管资产、债权融资等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纳入可交易的国际金融资产范畴，在具备国际通道的平台上进行交易，或暂不具备但可找到国际接口的平台上进行交易，实现在岸人民币资产和离岸人民币资产的双向对接，境内与境外两个市场的高度联动。

而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在国家支持下，上海（浦东）在包括市场准入、市场定价、交易体系与法治安排的国际化对接等方面对标对表。

因此，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不仅标志着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准备深度融入全球最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也标志着中国在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过程中，加快市场准入改革、产业规制与经济升级的逻辑安排。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