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聚焦

被视为“首相宝座争夺战”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今天（9月29日）举行。

此次选举，除了日媒渲染的有两名“无派系”女候选人，最受瞩目的是参选者（陪跑的野田圣子除外）都聚焦于中国问题。他们无一不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专制、忽视人权论”，并对台海问题表示异常关心。

其激进程度，或者说出格的言论，堪称1972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一时间，中日关系的气氛让人回想起田中角荣上台前的佐藤荣作政权年代，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不久自民党内的一些杂音。

1971年10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首相佐藤荣作曾令其外长福田赳夫在联合国辩论中国席位问题上与美国共进退，联名成为“逆重要问题案”，即在讨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之前，作为重要事项，提议需要三分之二票数，方可将中华民国（台湾）逐出联合国的方案。

对中姿态宛如“青岚会”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的1973年，自民党内的少壮派议员也曾出现一个以血盟仪式成立、跨派阀（以福田派为主）的国粹主义团体——青岚会。这个由右翼政客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和森喜朗牵头的政策集团，除了主张修改宪法、强化教育改革方针，另一卖点就是反对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坚持反华立场。

1976年12月，曾在联合国联和美国提“逆重要问题案”的福田赳夫当上首相。1978年8月，基于国内外现实政治的需要，福田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共同见证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福田派手下对华强硬派人士基本上都归队，遵循大佬的决定。不过，青岚会中仍有五名死硬派自民党议员反对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一名就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山泰秀引以为荣的老爸中山正晖。

由此可见，中山泰秀不久前公然称台湾为“国家”，说“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表示日本对台湾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不会坐视无睹，并非偶然，而是继承了其父的政治基因与立场。

了解了自民党派阀政治从不间断的上述底流，我们再回头看今日党总裁的选举，就会发现中国问题其实一直就是日本政坛关注与争论的焦点。不过，像这回党首选举期间那样舍弃日本国内堆积如山的经济、疫情处理等难题，全面突出中国问题，还是比较罕见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鹰派政客培训所“松下政经塾”出身的高市早苗，发表诸多亲台和声讨中国的出格言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正如前首相安倍晋三一样，这就是她的政治原生态。

“轻武装”路线的背后

令人惊讶的是，以鸽派为标榜的“宏池会”会长岸田文雄和被视为知华派后裔的河野太郎，为何也急于发表同样或近似的鹰派言论？这里也许有必要对自民党的鸽派和知华派予以一些说明。

这回一马当先，最早表态参选的是岸田派会长岸田文雄。该派源自1957年由池田勇人创立、以“轻武装和重视经济路线”为标榜的“保守本流派”——宏池会。与以甲级战犯岸信介为首的“保守旁流派”岸信介派等相比较，宏池会采取较温和的路线，故有党内鸽派的形象。除了池田勇人，该派阀先后当上首相的有大平正芳、铃木正幸和宫泽喜一。

但是，如果因此而断定标榜“轻武装和重视经济路线”的宏池会人对安保问题不关心或不重视，就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了。

有关这一点，也许说得最清楚的是继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之后，于90年代推出“普通国家论”（有人译为“正常国家论”，与原意略有出入）的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时为细川护熙内阁幕后操纵人的小泽，在介绍池田勇人恩师、首相吉田茂的名著《世界与日本》时便指出：所谓“吉田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整军，而是因为战后初期受到当时经济、社会与思想意识等条件的牵制。

他还特地引用吉田茂如下一段话予以佐证：“在经济上、技术上、学术上已达世界一流独立国家的日本，在自我防卫问题上如果继续依赖他国，其实就等于是有如单轮状态的国家。它在国际外交上也绝不会受到应有的尊重。”

换句话说，小泽并不认为在安保问题上采取慎重态度，才是“吉田学校”的好学生。实际上，自民党内的鸽派与鹰派之争，只是在宪法修改与整军的时间表上有所差距罢了。彼此从一开始就有共同的目标。

社会党消亡后的政坛

日本是什么时候举国脱胎换骨，抛弃“轻武装”路线的呢？不少鹰派政治家都剑指“宪法修改最大障碍物”（中曾根语）的日本社会党。20世纪90年代初，由小泽的恩师、时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与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共同推动的政界重组构想，无疑正是迈向此目标的第一步。

紧接着，在有“幕后将军”之称的小泽一郎的指挥下，“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在表面上，“万年在野党”的社会党人也有机会参政，但实际上日本政坛从此朝着金丸、小泽“两大保守政党”，取代“保守的自民党与革新的社会党对峙”的“（19）55年体制”的方向迈进。

特别是在1994年时任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率领该党投奔长期政敌的自民党阵营，成为“面孔为社会党、身体为自民党”（日本媒体语）的自民党、社会党与新党先驱三党联合政权的“轻量级首相”，抛弃社会党的建党方针之后，日本的政坛名副其实地进入了“总保守化”（也是“总自民党化”）的时代。

延伸阅读

卓南生：透析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新游戏

在这之后，我们所能看到的日本政坛，无非就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五花八门的组合与分化。被视为“宪法修改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既已分崩离析，自民党内鸽派与鹰派之争当然更显得毫无意义。

了解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大洗牌后的变化，再回头看岸田派首领岸田文雄这回一反宏池会以“轻武装、重视经济”为标榜的路线，虽予人唐突之感，但认真分析，自民党内基本上已无鸽派存在，岸田何必还装腔作势，佯扮为鸽派人士？

他先声夺人，表示要正面“对抗中国”，并计划在上台后增设一个专司人权（剑指中国的香港、新疆等问题）与经济安保问题的高官职位，更说明了这位曾在安倍内阁担任外长的候选人，已毫不掩饰其真实的邻国观，忘记了往日相对委婉的外交辞令。

三大“谈话”发表的缘由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总保守化”已成主流的国度里，以“轻武装、重视经济”为卖点的宏池会人，尚且在安保与中国问题上公开以鹰派姿态出现，与“鹰派中鹰派”的前国防部长石破茂联手的河野太郎之放手鼓吹“中国威胁论”与关注台海问题，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河野太郎，不少媒体对他有两个刻板的印象。一是其父、前内阁秘书长河野洋平曾于1993年公布有关慰安妇事件真相报告书，承认当局参与有关活动，并对此发表谢罪的“河野谈话”，被认为是鸽派（甚至有人称之为知华或亲华）人士。二是河野太郎性格刚直，是自民党内的“异端儿”。据说他在党内被叫作“榴梿”，因为他浑身是刺。

与安倍等视“河野谈话”（1993年）、“村山谈话”（1995年）和更早之前的“宫泽谈话”（1982年）三大“谈话”为日本之耻，一心一意想要收回或废除的态度相比较，河野、村山和宫泽（喜一）的确予人较为温和，倾向于与亚洲邻国在历史问题上保持对话的鸽派形象。

然而仔细分析，这三个“谈话”与其说是出自日本官方的主动，不如说是与当局当时位处无奈的国内外形势不无关系。1982年，鉴于日本教科书以“进出”代替“侵略”的教科书篡改事件爆发，导致中、韩等邻国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日本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为收拾此残局，当局不得不由时任内阁秘书长宫泽喜一发表书面谈话，许诺将听取亚洲各国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反映在日本教科书上。1995年的“村山谈话”，则为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将社会党“反安保、反修宪”的家传法宝卖得一干二净、“国会不战决议”又被改得不伦不类、社会党号召力一泻千里的情况下，村山为了昭示天下，聊表象征社会党“不战精神犹存”而发表的。

至于“河野谈话”，也与旨在改善日本与亚洲（特别是韩国）日益恶化的关系，不得不承认基本史实的国际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三个“谈话”固然反映了时任日本领导人相对更为理智对待邻国与历史的态度，但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对策的层面。

为此，河野太郎如果赞同并继承其父“谈话”的精神和魄力，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必对此予以过高的期待和解读。反之，这说明了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就连其父辈默认基本史实的勇气也已丧失了。

少壮派“榴梿”的挑战

对于在自民党内有“异端儿”之称的河野太郎，的确有不少评论家对他存有一定的期待和幻想。10多年前，在一个讨论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的电视专题节目中，记得当时年轻的河野曾一针见血指出，那是日本记者与官商相互勾结的体制。

眼看他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本记者成为官府的附庸，欠缺报人独立风格（大意）的神情与谈话，参与讨论的著名评论家佐高信和出席的新闻学教授等都对他寄予极大的期待。他们希望新一代自民党人在接棒后，能改善日本官民对话的机制，并整顿“记者俱乐部”的腐朽体制。

不过，从河野在过去几届内阁担任重要阁僚期间的表现来看，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迈向亲民与开明的道路，不如说是摆着更为官僚与高傲的鹰派姿态。特别是在应对中国问题上，这名强烈主张强化日美关系，急于加入美英等五国情报机构建立的合作框架“五眼联盟”而成为“第六眼”的前国防部长，将采取何等政策，是受人瞩目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阿斗型”的“官几代”安倍或麻生只懂背诵鹰派口号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水平相比较，被视为“官三代”精英的河野，若与有“政策通”之称的石破茂联手拿下政权，也许会给日益紧张的亚洲局势增添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对北京来说，“河野一石破体制”将是一个浑身是刺、更加不易应对的对手。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与“阿斗型”的“官几代”安倍或麻生只懂背诵鹰派口号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水平相比较，被视为“官三代”精英的河野，若与有“政策通”之称的石破茂联手拿下政权，也许会给日益紧张的亚洲局势增添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对北京来说，“河野一石破体制”将是一个浑身是刺、更加不易应对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