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近期，中国国内对共同富裕目标的重申，对资本的肆意扩张进行的干预和调节举措，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

财富的创造、集中与再分配，乃至与此紧密相连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绕不开的话题，但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有真正完美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据美国一个关注劳工权益的网站统计，2019年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总裁，平均年薪高达2130万美元（含持股所获收益，约2880万新元），是普通员工中位数年薪的320倍；1965年，美国大公司总裁平均年薪仅为普通员工年薪的21倍。

美国的分析者认为，总裁年薪一路走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权决定薪水收入，因而利用特权为自己发高薪。对这一严重的两极分化，美国社会早有不满，但似乎束手无策。

笔者认为，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企业的创建者和经营者有理由获得合理的高额回报。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必然催生和培育出一大批成功而又充满个性色彩的企业家；而在中国传统的命令经济体制下，这样的企业家没有诞生的可能。

在中国，从毛氏计划经济到邓小平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杰出企业家作为个体，也经历了从原有的国有工厂厂长到现代企业家的转型过程。

他们的管理和经营才能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到最大发挥，也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才能被深深地烙上他们的个人印记。因此，市场经济毫无疑问是最能发挥人的潜能的制度，这一点不仅被世界现代史所证明，也被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

改革和市场更见证了一些完全从无到有的草根企业家的诞生。他们的成功故事一再证明，自由和宽松的创业环境能极大地激发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背景人士的经营管理潜能，使他们不仅实现自身的梦想，还能增加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界比起其他成功渠道来说更为开放，给了很多学历和家庭背景并不显赫的平民子弟以实现自我的机会。成功的商人往往具备敢于冒险和创新、眼光独到、善于评估局势、预测前景等共同特质，也善于和各类人打交道，并能够有效地带领一个团队奋斗。

在笔者看来，企业家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驱动力一是生存，二是某种事业理想。或许很多企业家也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财富积累，在短短20年内能扩张到惊人的程度。但是，当巨额财富的累积成了事实，企业家也会面临来自社会的合理质疑，一是其财富的真实来源，二是财富的分配及对社会的反哺。

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过往事例，可以看出企业家如何主动回馈社会。美国私立名校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都是富商捐资建成。这部分人确实是为慈善和教育理想所驱动，在各自的特定年代和地域，希望建立一所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例如康奈尔大学的创建者，就是为了在纽约州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正是康奈尔大学率先在美国精英研究型大学中，引入酒店管理这一实用性专业，并将其办成了全球领先的接待管理专业。

创建杜克大学的杜克家族凭借烟草生产和发电，在20世纪初年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受宗教信仰和慈善的驱动，决定捐资把原有的一所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在1924年扩建为现在的杜克大学。

企业家及其家族对教育、学术及博物馆事业的投入，尽管不能实现短期内的“共同富裕”目标，却能为社会间接提供下一代人才经由教育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而大学也是规模庞大的雇主。

这样的捐资对满足企业家个人的慈善理想，实施教育理念，巩固家族声誉，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成就也从财富积累，福荫子孙，提升为实现更高的精神目标。

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可能不是追求富裕者和贫穷者之间的财富拉平，而是激励富者在人生的某个节点把积累起来的财富，投入到对促进社会公平和进步有益的项目中，间接和长效地促进相对的社会流动和相对的社会公平。

在美国，企业都有对外捐赠的义务和相应的部门，捐赠可以在报税的时候申报，并抵扣应缴税额，这就是鼓励捐赠的具体政策。

事实上，据说个人应缴税率低得和自己秘书一样的富豪巴菲特，建立了培训第三世界国家医生的项目，受他资助的外国医生可以免费到美国接受先进的医学培训。这样一来，即使巴菲特只缴纳了很少的个人所得税，但他仍然以其他形式对世界作出了贡献。

尽管情况远远谈不上完美，也许永远无法臻于完美，但笔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美国社会为追求公平，而在不同层面所作的努力。

首先，最低时薪标准的制定和不断提高，保证了低收入者享有体面的劳动报酬；第二，社会福利的安全网使无业者特别是残障者，不必担心巨额医疗账单；第三，大学录取不断向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第一代大学生”和传统的非主流群体倾斜，使得有向上流动意愿和学习潜力的贫困和少数族裔青年，能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主流中产队伍。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形成一项重要共识，就是大学必须承担促进社会公平的调节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大学不可能单凭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必须考虑申请人的性别、肤色、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特质等综合因素。

由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且不满意公司高级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鸿沟，但财富的再分配涉及一系列复杂和多层次的制度设计及个体意识，其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作为长远目标的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继续尊重市场规律，以及商人和企业家的创造力与经营管理才能，肯定他们的社会贡献，再通过一些配套手段引导和促使拥有大量财富的企业家，在自愿的前提下，把私人财富投入教育和公益领域，促进他人特别是下一代人的发展。

这一努力方向更应该叫做“共同发展”——贫者脱贫，或者享有基本福利，其中的年轻成员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早已功成名就的富者转向精神追求，而非仅仅追求收入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