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良我

史学大师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在美辞世，环球华人圈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联合早报》就先后刊登多篇文章，缅怀与追思这位精神独立的研究学者，和兼具社会关怀之心的公众知识分子。即使用连篇累牍来形容之，恐怕也不以为过。众星拱月，万民景仰。一代宗师陨落，惋惜悲叹声四起，实也是世道人情。

作为岛国一介小民，如果有机会面对生前的余英时先生，我最想请教他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于1980年代应新加坡政府之邀，前来岛国宣讲儒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当年曾经在香港的一位战友余德宽也同在新加坡？那时候两位余先生可曾动念，私下在岛国碰面交谈？

余英时曾经为文，题曰《友联诸君多来自新亚同门》。余先生在文中，忆述了当年友联出版社的同僚，以及友联与新亚书院同学的关系。1952年7月25日，《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正式发行，由余德宽担任督印人，余英时为第一任总编辑，在任时年为1952年至1956年。有研究所谓“第三势力”的学者断言：“在二位余先生的统领下，《中国学生周报》一纸风行，业务蒸蒸日上。”

余英时在其文章中如此叙述道：友联“这一群朋友的年龄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一、二之间”。余德宽出生于1922年，创办《中国学生周报》时，正值而立之年。据日前对刘波老太太的访谈，她和丈夫余德宽于1954年从香港前来新加坡南洋一带收取书刊的发行款项。初来乍到的他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块充满绿意盎然的南洋之岛，并决定在这里定居，进一步开拓发展文化事业。

《中国学生周报》是文艺性质浓厚、面向中学生的一份综合性刊物，除在香港发行之外，在东南亚各地尚有地方分版的《学生周报》出版，计有印度尼西亚版、新马版和缅甸版。根据与余德宽同龄的老友联战友姚拓在日后撰写的文章忆述：“学生周报的分版，以印尼版的销数最多，其次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星马版。”

姚拓写道：1954年，以申青为笔名的周报社长余德宽先生和夫人刘波女士，先到新加坡打前锋，然后在1955年11月，创刊出版了月刊《蕉风》。在1956年，又决定把香港的星马版《中国学生周报》，南移到新加坡重新登记，把原名中的“中国”两字取消，定名出版《学生周报》。姚拓把《蕉风》和《学生周报》称为是星马两地文坛上的“两份姐妹刊物”。

值得观察的一点是，两位余先生及姚拓他们三位都是在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南下香港的“民国遗民”。余英时原是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插班生，肄业转赴香港，1950年起入读香港新亚书院，1952年毕业，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余英时在香港的小学教书两年，然后留学美国哈佛，从此步上学术大师的专修之道。

余德宽毕业自北平辅仁大学社会学系，而姚拓则是国民党行伍出身却爱好文艺写作。他们之间的终身友谊，是从同样在香港作为“难民”身份、在友联出版社从事文化事业开始起步的。

流亡香港时期，余德宽在《中声报》做过编辑，而姚拓曾经给《中声报》投过稿、发表过文章。在余德宽担任友联出版社社长之后，姚拓申请《中国学生周报》校对的职位，当时和他面见与谈的正是余德宽先生，那是在1953年。

《学生周报》注册开创于1956年，总公司设在吉隆坡。姚拓于1957年2月离开香港，到达新加坡，并北上吉隆坡就任新职。姚拓自述道：“从1957年到1975年，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几乎二十年的时间，我天天都在《学生周报》内上班下班，可以说，我一生的精力，有一半全都用在了《学生周报》的上面。”姚拓先于2009年10月7日在吉隆坡谢世升天，余德宽后于2010年11月9日在新加坡驾鹤西归。

人世沧桑，沧海桑田。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多变，美国乃至南洋都是传统上吸纳那些“流离失所”的前代“遗民”，并提供一方息壤让其“更生”重建家园的地方。当我们把目光投注在那些在夜空中闪烁的明星时，是否也曾关注在我们的身边那些生活过的无数优秀的灵魂？大师前生皆凡人，修行造化多不同。

各人的道行与机遇虽有异同，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那些在自己选择的一方新家园，为其拓荒耕耘倾注了各自后半生的心血和精力的人们，都值得后人的记挂与感念。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