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当下的竞争，很容易被视为20世纪美苏冷战的延续或翻版。

尤其是作为上世纪意识形态遗留的问题——台湾问题，成为中美竞争的重要场所。这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冷战在21世纪的复活。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现时的中美竞争并非新冷战或是旧冷战的延续。

虽然中美的竞争无法逃脱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传统分析模式，但是数码技术的加入，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竞争的本质。

这不是一场关于传统权力的竞争，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比赛。数码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内涵和竞争的方式，甚至从根本上说，中美的竞争，并非决定历史的走向，而是共同基于全球化经济与数码化发展的历史主流，一场关于谁来制定规则与标准的比赛。

换句话说，这是关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是基于数码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与经济生产模式变化的竞争。

因此，在中美竞争中，北京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不同于传统权力竞争的问题，避免因忽略其不同而掉入某些陷阱之中。

首先，在中美竞争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是，中国的GDP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美国的70%。这是过去苏联、德国和日本等试图挑战美国的国家所不具备的。

的确，大国竞争的基础在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竞争时所能动用的资源和持久性。中美两国GDP规模差距的变小，是两国经济实力相对差距缩小的一种衡量。

但必须注意的一个现实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绝对衰落或是落后。GDP只是实力的一种衡量方式，更何况，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新时代的转换过程之中。数码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颠覆对国家实力的传统认知。GDP的计算方式，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经济实力。

就数码经济规模而言，中美之间的差距显然较GDP之间的差距更大。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中国数码经济规模不到美国的40%。如果结合近些年来头部互联网企业的收入、市值以及独角兽企业诞生数量及频率来看，中美这种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这值得北京注意。

数码技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不仅将对经济实力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对全球化产生影响。传统上以货物、服务为主体的全球化贸易方式，将因为数码要素的加入而发生改变。也就是，数码服务将成为传统货物、服务之外的第三种贸易主体。

对于中国而言，其居于传统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或主导地位，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尤其是美国正推动其自身及盟友在供应链上的多元化和多中心化，避免对中国产生过度的依赖。而数码化给予了他们更多可能和空间。

由于数码化因素的加入，未来数码贸易即使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主力，也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中，中国的数码贸易能占据怎样的地位，中国的数码供应链能否继续维护当前传统供应链中的地位，其实都是未定之数。

虽然这些年来，中国借助数码丝绸之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但美国同样将数码贸易作为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一部分。美国现在正不断地扩大与其签署数码贸易协议的国家数量。这一点，同样不应该为北京所忽略。

为此，要避免在数码时代处于下风，北京需要发力发展数码经济。不过，最近北京对互联网科技企业的一些监管措施，却着实让外界意外，让人怀疑北京是否正在牺牲其经济来换取其他政治利益。

某种意义上说，对互联网科技巨头进行监管是必要之举，但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到何种程度，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互联网舆论之中，不乏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企业凭借其用户体量和垄断地位，在消费领域轻而易举地赚取大量的金钱，却没有把科技创新真正用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等。2020年底，就有中央级媒体批评互联网企业不应该“只惦记着几捆白菜”，更要“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

发展服务与发展制造业矛盾吗？显然不是，特别是在数码时代，两者更非零和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在数码经济时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界线将更为模糊。即使是制造业，在数码时代也同样将提供更多的服务（数码服务）。根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估计，到2030年，汽车制造商收入的30%将来自其提供的数码服务。

不仅如此，数码技术的发展，能够使双方之间呈现良性循环发展生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人工智能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数码服务领域越是发达，对算力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也就意味着将带动更多的企业，开发出更好性能的硬件，来支撑计算能力的需要。同时，互联网企业结合实际场景开发、设计算法，累积、使用好大数据的经验和成果，同样能够迁移应用到制造业等领域。

因此，在数码时代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支撑、发展起强劲的经济实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并不冲突，尤其是数码化时代，彼此间的界线更加模糊，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好这些数码技术所带来的变革。

数码技术不仅将改变经济的内容、贸易的方式，同时还将改变国家实力的组成。比如国家的计算能力，谁拥有更强的算力，谁将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在数码世界，一切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持。这是数码世界的硬实力。

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数码时代对传统经济、国家实力甚至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就应该不难明白，中美两国这种新型竞争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中美竞争是基于共同方向之下的标准与规则竞争，而非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北京必须警惕在权力类型转换之际，忽视了其中对实力衡量标准的差异，避免误判。这是一种新的竞争关系，不能以传统的思维与标准衡量判断。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