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1949年中国政府取得政权后，便着手以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企业。1950年初，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公私合营”，将私有的民营企业改成公私共有；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建立前夕的1956年，民营企业者基本已丧失经营管理权，所有资本国有化。

改革开放前，在没有民营企业的中国，所有国营企业的生产运营按计划经济准则办事，市场货源普遍匮乏，城市工人过着大锅饭的均贫日子，厂长的几十块钱工资可能比一个老练工人还少。

毛泽东逝世两年后的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起步：首先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集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稍后在城市采用市场经济原则，将本地市场向外资开放，允许恢复民营企业。所有国有企业都经过改革的洗礼，向高效率和高科技应用水平迈进。

除了银行和金融业、石油化工、国防、传媒、海空港及大型基建等关键行业，大批国企不是私有化，就是以承包制等方式出让给私人企业经营，以营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供应很快便蓬勃展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像一大批小树苗，长得枝干厚实，遍地开花。据估计，民营企业今天为中国提供超过一半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创新及80%以上的城镇就业。成功的民营大企业，其活力之蓬勃，获利之丰厚，令人惊叹。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也选择入股上市民营企业，分享利润。

不对等劳资关系扶持民企

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快速茁壮成长，累积巨额资金和利润，除了政策支持、中国和海外吸纳中国相对廉价商品的庞大市场、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滞后而赋予的后发优势等因素，我们不得不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不对等的劳资关系。

改革开放前夕，受到优先照顾的城市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8%。另外82%的农村户籍人口是“自雇农民”，必须以粮食缴交税收，另外还得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卖一部分给国家来支撑城市人口的消费。

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或做生意，但保留农村户籍，基本不能享有城市户籍的政府福利。由于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农民工进城的人数近年来达到两亿多人。

进城农民工的劳资关系和条款，并没有根据社会变革变化，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调整，而是按市场“你情我愿”由资方制定劳资关系和待遇。这个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的考虑来理解。第一，改革开放适逢全球国企私营化、全球化加剧、国际市场趋向竞争白热化时代。中国为了以中低价产品取得国际市场，不得不舍弃马列主义，任由企业以最廉价工资雇用农民工。

农民工人数众多，随意让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并携带家眷入城定居，大城市的各项服务和住房供应将无法负荷。农民工工资低，城市廉租房严重短缺，很可能会出现类似印度或巴西大城市的贫民窟，非中国政府所愿意看到。

中国原有城居人口，在改革前既无资产也无积蓄。即使有储蓄，改革后的高通胀和高物价，也使其几乎化为乌有。这一大群包括政府高官干部的城市居民，政府必须安抚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维持政局稳定。如将部分福利资金转移给大批农民工，将削弱对城市户的福利基础，对政权不利。

民营大企业就在政府没有全面制定新劳工法的情况下，以规模压低成本建立了世界工厂，迅速助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上，中国是出超国，外汇储备日增，国内的贫富差距则快速扩大。

根据彭博社今年9月6日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上升，2008年达到0.5顶峰，之后稍缓，2015年之后又攀到0.47，比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系数高出许多，也就是说，贫富差距比起西方国家更大。中国既是全球贫富鸿沟最巨大的两成国家之一，又怎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呢？

造成巨大鸿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网络数码、人工智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薪阶层和相关企业利润速增，把其他较传统行业挤压下去。的确，中国庞大的民企累积财富的能力和欲望是惊人的。

截至2020年8月，胡润百富榜称中国拥有10亿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总数达878人，榜首是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财富达到588亿美元。中国也是拥有世界最多初创、快速成长的“独角兽”企业。这类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数量超越了美国。

中国民企的壮大过程，并非由资本主义制度促成，而是原本强力压制资本主义的共产党，经过经济改革而成。中共基本上没大力进行过政治改革，仍保留了一党专政。民企即便富可敌国，也绝对不能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或团体，向中国政府要求分权或取而代之。最近中国官媒说的“把资本关在笼子里”，就是针对民营大企业家说的。

民企要做政治“明白人”

马云和其他互联网巨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不开放外国竞争者进场。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想领导甚至控制民企，要民企认同中共的政策，做个政治上的“明白人”，自觉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

说到维护国家利益，不外是要民企分担政府政策的责任。2014年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和国外的庞大基建投资和发展，尚未收到经济回报，一些在国内落后地区或海外发展的基建，均以政治或外交联盟和国际战略为优先考虑，经济回报为次。譬如中国协助斯里兰卡建好的汉班托塔港，因该国无钱偿还债务，已将海港租给中国营运99年，但盈利潜能在中短期内还是个未知数。

综合上述中国政府面对的各项问题，再加上疫情发展加深了财政困难，我们就不难想象今年8月29日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官媒人民网出现的一篇由李光满撰写、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的冲击力。

文章措辞强硬，提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越来越大的问题，须走共同富裕道路让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收入；也论述当前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军事威胁、经济及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及外交围剿等，并利用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民企大资本家被看成是这类第五纵队的代表，会迎合美国的战略，任国家崩溃和财富被洗劫，任人民陷入深重灾难。

不少政治评论员把该文说成是习近平授意李光满发表，意图掀起一场新文革，重新向左转，打击民营资本家，整治中国“臭气熏天”的娱乐圈。不过，从实情看来，习近平即使威望再高，也不可能独断专行再搞文革。

再说，他个人也不会有重搞文革的意愿，这个我们从他施政重点放在扶贫工作，提出创建共富社会就可看出，他不会让中国人重新过均贫的日子。尽管习近平没给“共富”下定义，但从字面来看，只能说是一种虚拟的理想主义。

数月来，中国对大民营企业和演艺圈巨富的针对，不外是针对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经济出现难题、民营资本膨胀藐视中央领导的杀威棒。须知民企的成长，仍然离不开类似中国王权时代与官府紧密联系，并取得庇护这一运作机制。

中国的经济增长绝对不能没有大民企，因为国企经营垄断型生意还行，经营非垄断生意并不具民企的竞争力。不过，民企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没有权贵家族的合作和庇护，民企什么都不是。

作者是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