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着重谈及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如何扶持收入较低的工人，并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提升这个群体的收入。这个课题确实需要政府的特别关注和及时处理。

过去近两年来，冠病疫情肆虐，低薪工人首当其冲。疫情催生了网购潮，许多人加入了递送（包括送餐）行业，它基本上是一个欠缺福利和低薪的行业。这个群体被视为自由业者，没有工会代表他们，如何帮助他们维护他们应有的权益，有其紧迫性。

新宣布的措施之一，是调低可享有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IS）的年龄门槛。本来的规定是至少35岁，接下来会降低到30岁（残障人士无年龄限制）。收入顶限则已从去年起调高，从平均月入不超过2000元上调到2300元。

另一新出台的措施，是规定想要聘请外籍员工的雇主，必须给所有本地员工支付至少1400元的月薪。在这种艰难时期调高低薪工人的起薪，实属罕见。聘用外籍员工的本地企业很多，所以新措施会让低薪的本地员工受惠。

去年10月间，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在国会答复询问时，曾透露这样的数据：包含就业入息补助和公积金，本地约有3万名新加坡籍全职员工，月入少于1300元。他们之中以文员、清洁工、餐饮员工和商店推销员居多。这个低薪群体中，超过三分之一年龄在50岁及以上，另外三分之一是15岁到24岁、打假期工的青年。

新加坡低薪工人长期以来工资无法显著提升，主要是传统上技能要求低的粗活能大量仰赖外劳，愿意从事这些行业的本地人也不多。现在终于盼来政策上的调整，等于本地工人有了1400元的最低工资。

工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利益相关者很多，不只是雇主和雇员，也可能影响整体经济，以及一般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在这方面，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三方咨询和协作机制（Tripartism）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方协商，能同时照顾到国家、雇主和工人的利益。

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机制。冠病疫情尤其凸显这个机制的重要性。疫情打击整个经济，我们看到：政府出台救济方案，协助企业和工人；雇主尽量留住员工，也设法转型；工会协助部分不得不下岗的工人转业，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这犹如鼎之三足，一起发挥支撑大局的作用。

在其他地方，工人除了政府的救济外，大概就只能寄望于福利机构苟延残喘，以及经济的早日复苏。财政拮据的政府也不可能无限期发放失业救济金，不断高筑债台。在很多地方，疫情既暴露了政府的无能，也暴露了工人的弱势和无助，饭碗都难保或是打破了，更遑论提升收入。

即使在富裕的美国，不少低收入者也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发放的疫情失业补助福利，在本月6日到期后结束，估计有超过1100万人无法再获得该福利。在穷困的国家，低收入或失业工人的处境就更不堪了。

照理，美国工人不应有这样的困境，因为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很不错。问题根源正是因为鼎的三足之一瘸了，也就是美国工会的没落。去年8月，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莱本卢夫特（Jacob Leibenluft）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工人的整体收入份额下跌了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内，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也几乎消失殆尽，只有12%工人受到集体劳资合同保护（私人公司的工人则仅有7%受合同保护）。相较于法国的98%、意大利的80%及德国的56%，可谓瞠乎其后。

他认为，在工业国中，美国疫情管控之所以最糟糕，和工人（工会）地位薄弱有一定的关系。工人提出的诉求根本敌不过有捐款能力的资方，他们提出的疫情管控方案根本不受理会，导致工作场所的疫情蔓延非常严重，工人要么抱病上班，要么放弃工作。总的来说，工人欠缺经济和政治能力影响了抗疫。

美国的大企业向来敌视工会，它们到别国投资设厂，往往也以不能有工会作为前提之一。美国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商业利益集团操控，也是人所共知的事。美国鼎之三足瘸了两足，以利为先的商人独大，国鼎倾斜，工人只好吃闷亏。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常事。然而，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原本是工农兵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主义逐渐抬头，逐渐进入旅美新加坡政治学者洪源远所称的“中国的镀金时代”，政商勾搭，因此出现了杀不完的贪官污吏，也面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

近年来崛起的电商也带来新的问题，老板因为懂得赚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更糟的是大肆剥削员工，要他们工作996，也就是工人每天从早上9时工作到晚上9时，每星期工作六天，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2019年，这种病态的加班制引起民众反弹后，中国首富、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却公然说996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福报”。之后，另一电商巨头京东总裁刘强东也不甘寂寞地声称：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又之后，餐饮企业西贝集团董事长贾国龙在社交媒体撰文称，西贝的员工是“715工作制”，即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5小时；还说，“奋斗就应该是喜悦的、自愿的，不是每天苦兮兮的。你有多大的辛苦，就有多大的收益，奋斗才能创造喜悦人生”。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专政，商人原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直到江泽民时代才获接受入党。工人名义上有工会保护，但在引进市场主义后，商人势力抬头，工人地位下降，很多企业拒绝和工人签合同，大量无力的农民工因此受到任意剥削。

附属于中共的工会则难有作为，有人批评为纸上工会，也犹如鼎之三足瘸其二，所以出现了资本家的嚣张和狂妄。工人能否翻身，就要看“共同富裕”政策是否能行之有效了。至少，政府出手，科技巨头俯首，滴滴和京东等宣布组织工会，让人看到了一线曙光。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安稳，保持了适度的均衡，工人的利益也得到最佳的保障。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