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和她丈夫、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但又异常沉重的问题：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失败？

诚如刘周夫妇提到的：“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这个国家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在这个国度，不是某一个政府或某一个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这个国家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都失败了。

为此，刘周二位戏谑地说道：“我们可能都听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在探究阿富汗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时，刘周二人将其归因为：地理、宗教及民族主义因素。首先是地理因素。阿富汗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这种地形地势，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就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这种传统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其次是宗教因素。历史上，阿富汗并非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在苏联军队入侵后，一切都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

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萨拉菲主义，在阿富汗形成势力，塔利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和壮大起来。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但是塑造了它，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使得阿富汗再也回不去了。

再次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遗憾的是，阿富汗就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这种情况下，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他族群，往往望而却步。

刘周夫妇的上述解释，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原因很简单，诚如刘周夫妇自己提到的，制约阿富汗国家建构的地理和民族主义因素长期存在，但在1978年之前，阿富汗仍建构起国家，且做得比较成功。

刘周自己的形容是，“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那一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军事政变。自此以后，阿富汗的国家建构才开始变得艰难。

导致1978年后阿富汗国家建构总趋失败的真因为何？个人认为，这与外部势力干预太甚是有因果关系的。先是苏联强力介入，之后为对抗苏联，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美国又先后介入。后苏联退去，塔利班试图建构它的国家形态时，又被美国再次打断。还是循着刘周夫妇提供的阿富汗简史来予以叙述：

当阿富汗刚开始搞君主立宪制时，外部势力对它说这套体制不好，应该搞威权共和。等它刚搞威权共和，苏联人又说不好，应该搞苏联模式。等它搞苏联那套时，美国、沙特、巴基斯坦说不好，应该搞神权制。等搞神权了，美国又说不好，应该搞美式民主。国家便在这种种干预下，逐步沉沦。

阿富汗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邯郸学步。学着学着，最后它也跟那个赵国人一样，连怎么走路都不会了。当然，它与寓言故事里的那个赵国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赵国人是主动向邯郸学习，阿富汗则是一直被动在学。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