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中国时报》社论

20年前的9月11日，两架客机撞上纽约双子星大楼，在熊熊烈焰与滚滚浓烟中，有人忍受不了高温而由高楼坠下，恐怖的画面至今仍让美国人余悸犹存。当时美国人惊讶地自问：“美国如此强大，打赢了对抗苏联的冷战，为什么在象征美国繁荣的中心点竟会发生攻击事件？”、“美国做了什么，他们竟然如此憎恨我们，不惜生命也要同归于尽？”、“敌人是谁？我们要怎么报仇？我们要怎么保护我们的安全？”这些疑问，深深地刻在一个世代人的脑海中。

创造中国的战略机遇

心理学有一种“锚定效应”理论，指人类会因重大事件冲击而影响认知，因而造成错误的判断。政治上一样会出现“锚定效应”，一些重大事件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即使菁英阶层也不能倖免。

美国外交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典范：一个是“介入典范”，另一个是“不介入典范”。由于上世纪珍珠港事件与越战两次重大事件，对当代人的世界观产生重大改变，因而前者可以称为“珍珠港典范”，后者则为“越战典范”。

所谓“珍珠港典范”认为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因而必须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越战典范”则认为美国内部事务优先于国际事务，为了避免国力的消耗，美国要避免卷入战争，不要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像钟摆一样，从这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摆荡的动力来源之一就是决策菁英或意见领袖的“锚定效应”，也就是重大事件对他们认知的影响。

911事件刺激出“珍珠港典范”，挟着冷战胜利的余威，把自由干涉主义发挥到极致，也让美国自由主义的霸权达到顶峰。但是正当美国进行反恐战争时，也给中国大陆带来20年的战略机遇。这20多年来，美国不是没有想过压制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出现所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美难免一战，美国也不是没有准备，但是911事件打乱美国的布局，反恐战争让美国陷入泥沼，动弹不得。

2001年大陆的GDP仅1.3兆美元，排名世界第六，美国是10.6兆美元，是大陆的八倍。同一年，大陆加入世贸组织，正式进入全球化大流。2020年，大陆GDP来到14.7兆美元，而美国则是20.9兆，大陆GDP已达到美国的70%，而且差距逐渐拉近，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0年内将可超越美国。而美国财政赤字从2001年的盈余到2020年高达3.13兆美元，政府债务也来到28.5兆美元。20年过去，大陆国力快速崛起，美国想要以军事实力压制中国已不符现实。

越战典范下 台美断交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代表世界历史，也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美国面对阿富汗的失败与大陆崛起的压力，将从“珍珠港典范”转移到“越战典范”。这种典范的转移不是一蹴可几的，为了避免盟邦的疑虑和顾及自身威信，在政策的宣示上还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可以见到方向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向不是从拜登开始，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出现战略的收缩了。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海外的支出与负担越来越不满意，特别是一般民众认为美国的对外干预只是满足少数菁英的虚荣与私利。于是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拜登的“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问题来自于内部而非对手。学者福山日前投书《经济学人》指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所反映出的真相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到来了。导致美国虚弱和衰落的长期因素更多是来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美国想维持其地位，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外交政策。

美国70年代转向“越战典范”，专心对付苏联，台湾经历了断交与撤军的冲击；美国这次转向的目标虽然是中国大陆，但务实与妥协的精神不会变，战略收缩与孤立主义的方向也一致，已有美国媒体提醒台湾，留意阿富汗的教训。美国撤军后，国务卿致电大陆外长王毅、气候特使克里访问天津、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都显示后911时代大国合作的需要。20年前纽约的911事件已经离我们很远，但是后911时代正在开启，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