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振中

正当拜登为阿富汗撤军乱局烦恼之际，华盛顿K街的游说集团却另有盘算。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8月底报道，多间游说公司已向喀布尔以北潘杰希尔谷地（Panjshir Valley）的反塔利班力量毛遂自荐，似乎是想在其对美国求援的呼号中赚上一笔。有美国驻中东的大使级人物亦匿名向POLITICO称，阿富汗危机将增加对游说的需求。可以说，凡是美国政治触及的地方都有说客的身影。

渗透华盛顿的匿名政治献金、内情游说之类的金权纠缠关系，主要反映在美国媒体经常提到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文化之中。即使现任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高举“致力于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而非为私人集团利益服务”的口号，可是现时拜登政府的管治班子背景，仍然充满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网络的影子，往往有左右其决策的能力。

拜登与上一任总统特朗普（商人巨富出身），或“前上司”奥巴马（奥巴马就任总统前只有48岁，联邦参议员年资只有7年）不同，他在华盛顿的人脉是44年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的经验积累而成。无论去年竞选团队、待上任过渡团队，到现今的执政班子，拜登身后，总是一班游走华盛顿多年的资深政务官、游说专家和企业咨询顾问。

譬如现任总统高级顾问里克凯蒂（Steve Ricchetti），他是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团队主席，曾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任内担任过白宫要职。自克林顿政府下野后，在2001年，他与弟弟Jeff成立了名为Ricchetti Inc的游说公司。

直至拜登在2008年就任副总统后，里克凯蒂才放弃注册说客的身份，再次走进白宫，担任副总统幕僚长。2020年拜登竞选总统，里克凯蒂再度出山协助拜登，尤其主责游说华尔街大行为拜登竞选工程捐款。及后，他便担任拜登政府总统高级顾问至今。

里克凯蒂进入白宫后，其相关游说公司似乎就马上捞得风生水起。《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报道：Ricchetti Inc单在今年上半年（即拜登上任半年以来）赚进167万美元，相比之下，2014年至2020年9月期间，该公司未有一个季度赚取多于30万美元的收入。根据游说企业披露纪录，Ricchetti的客户包括了电商巨头亚马逊、电讯巨企AT&T、美国银行家协会、通用汽车和TC能源公司。

谈到亚马逊，亦可以提一下现在带领亚马逊“全球游说及媒体关系”团队的卡尼（Jay Carney）。这位记者出身的传讯精英，与拜登相当熟络，2009年起曾担任副总统办公室的传讯总监，及后更升迁至奥巴马政府任内的第二任白宫新闻秘书。自奥巴马政府下野后，卡尼在2015年入职亚马逊，长期与华盛顿政界保持密切接触关系。

有观点认为，某人在行政机关担任公职时，私人机构可以通过给予丰厚利益，譬如离开公职后的高薪职位承诺，来尝试影响某人的决策。又或者是，当某人下野后，凭着自己担任公职期间累积的政治人脉资本，加入或自组游说团体或战略顾问公司，帮助商业机构谋取生意利益或政策上的便利。

“现在拜登的问题是，他认为以前所认识的说客‘现已不再是说客’……即使成为了亲密战友，你难以弄得清楚他们的动机。看回他们过去的工作，更能预测这一点。”自由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CEPR）政策分析员Jeff Hauser说道。

不少下野公职人员，会进入私人服务领域，等待下次政党轮换（即四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争取接受新一届政府的公职任命。华盛顿变相成为这班人游走于政界、商界、游说界、公关界和学术界的“旋转门”。

当然，我们不能光说拜登政府对这种“旋转门”文化完全视若无睹。拜登甫上任后，也立即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官员离开政府后两年内加入游说公司成为专业说客，或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

可是，这个规范并不包括很多扎根在华盛顿的所谓“战略顾问公司”。这些公司虽然名义上不是“游说公司”，但实际很可能是为私人企业、团体或组织向政府官僚进行不同程度类似于“游说”的服务，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决策。

最明显的例子，必然要数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前所创办的一间华盛顿战略顾问公司WestExec Advisors。布林肯为其共同创办人之一，另一个联合创办人，则是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担任国务院副助卿及次卿等职务的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拜登上任之初，弗洛诺伊曾被视为国防部长大热，但最终职位落在奥斯汀（Lloyd Austin）之上。

顺带一提，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同样与布林肯及弗洛诺伊关系匪浅。

奥斯汀曾在一间与后二人有关联的投资公司Pine Island Capital担任合伙人。该公司过往的资产投资组合，包括一些从事国防及军工设备生產的制造商、研发先进军事训练系统的科技企业；坎贝尔则与弗洛诺伊联合创办一间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现任国务次卿努兰德（Victoria Nuland）、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Ely Ratner），均曾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任职高层，坎贝尔另外亦是战略顾问公司The Asia Group创办人，游走华盛顿的经验极为丰富。

说回布林肯创办的WestExec Advisors。曾接受WestExec“咨询”服务的客户包括波音公司和Facebook。现任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Avril Haines）、现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现任中情局副局长科恩（David S. Cohen）、现任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Lisa Monaco）均曾在WestExec工作过。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名”外，还有多达十至数十名WestExec相关人员加入拜登班底，现正任职白宫中高层各级职位。

在法律上，WestExec在注册成立之初，并非隶属于“游说公司”这一公司性质类别，有关雇员亦不被定义为“说客”（lobbyist），所以能够规避应用于一般游说公司的严谨利益申报要求。而且，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资料显示，上述众人均未正式登记为“注册说客”──这些白宫核心人物上任前虽然并非法律明确介定的“说客”，然而，他们与各大私人企业和机构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背后潜在利益瓜葛，又有谁能说得清，理得明？

换言之，尽管有关游说团体的规范有多严谨，若然某公职官僚从政府下野后，非以“注册说客”的身份为私人企业或团体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可能构建成无约束的政经裙带利益关系。

事实上，奥巴马和特朗普曾先后收紧下野官员从事政治游说及咨询行业的限制。譬如，特朗普曾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前官员下野后五年内为其他机构向政府进行游说工作。不过，基于制度漏洞，不少特朗普幕僚在其卸任总统后仍然为其他私人企业或机构担任各类型“顾问”，进行各种“咨询”工作──而非以“游说”名义。

这种流传百年的旋转门文化，无关乎政策制定者的所属党派──尽管历任总统尝试名义上收紧限制，但这一使游说文化异化成华盛顿政圈利益小圈子的詬病，至今依然难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