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新加坡华乐团并非天生的贵族。我们出身于草根，有幸走入庙堂……”

这是何伟山（华乐团总经理）多年前的一个妙喻，点出我们的基本国情：文化和艺术，离不了人间烟火，更离不开庙堂里的政治。

从伟山看来，一道政令，一个国家策略的转移，让人民协会的一个附属乐队，登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还有幸“以新加坡大会堂为家”，并由此走向世界。

华乐团的脱胎换骨始于1996年。当年，吴作栋总理宣布将乐团提升为国家乐团。这一提升，有其实质意义，有其财力物力的支援，但更有象征意义，借以发出一个信号：在这多元种族、英语为主的体制里，华族文化仍有一席之地。

政府为了表示慎重，还由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出任赞助人，并让乐团走进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堂，由此开启乐团自己的历史征程。

直到今天，李总理依然是乐团的赞助人；吴作栋夫人是标准乐迷，多年来热心为华乐团筹款，吴先生也常是大会堂的座上客。政府推广文化，本是天经地义。但政府对华族文化的看待，还多了一层政治协商的意味。20多年前，社会一度泛起华族文化边缘化的议论，还被用来解释执政党得票率的下滑。于是，我们就看到政策上的调整，而何伟山所说的“有幸”随之而来。

华乐团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后，一直在探索前进的道路。我们称之为“华乐“，有别于中国的“民乐”、香港的“中乐”和台湾的“国乐”，求取的不仅是名称之差，还争取风格和韵味之别，希望演绎出自己的声音，以不负国家乐团之名。

这是高难任务。我担任华乐团董事数年，体会到历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用心。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无先例可循，无模式可依。

华乐团一路披荆斩棘，也显露新加坡式的谨小慎微。领导诸人总想面面俱到，不断寻找平衡点；既要维持与文化母带的联系，又得立足本土深耕细作；既不失去草根的温度，又要追求艺术的高度。具体落实之下，每年走入民间各个角落演出百余场，也争取到世界各地的艺术殿堂献艺。

乐团在管理上也很有新加坡特色。现任董事会正副主席（吴绍均和吴学光）是来自华社的商界翘楚，董事成员有企业高管、律师、会计师、音乐教授和教育工作者，大多英语强过华语，两位还是少数民族同胞。举世华族音乐团体中，我们应该是唯一以英语为行政用语的。

在音乐领域，坐镇的三世代指挥：叶聪、郭勇德和倪恩辉，都是融会中西的音乐家。他们信手拈来传统华乐曲目，也常让南洋和西洋音乐流溢满室。

乐团85位演奏家，本土和外来人才兼而有之。其中多位外来演奏家，包括李宝顺、赵剑华和俞嘉，都是国际乐界名家，自中国南来已有20多年，已经落叶生根。原来的人协团员水平不俗，是建团的支柱，有幸的是后继有人，团内不缺土生土长后起之秀。

一团80多位演奏家，各有卓越技法，各有乡土情怀，但音乐总监叶聪讲求合奏的共性、团员的配合。国际乐界普遍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的强处是：整体音色融合，又具弹性，听来宛如交响乐。相比之下，一些地方的乐团，团员演奏能力强，但个性太强、协和不足。

让人想起这么一说：在新加坡，顶尖人才也许不多，但整体协同合作，不问出处，不也可以开创一片美丽新天地。

在创团25周年之际，由郭勇德策划的音乐会，带着人们悠游在乐团开拓的天地里。

演出的曲目富有代表性，而且大多为乐团委约之作，出自海内外曲家之手，包括旅居本地的英国音乐家Eric Watson的《挂毯：时光飞舞》，中国作曲家刘锡津的《鱼尾狮传奇》，新移民王辰威的《畅响狮城》；还有李伟菘和林俊杰等人的流行曲；曲调不一，但贯穿其间的，是东南亚和南亚素材和韵味，散发的是一种“南洋风味”。

华乐团是新加坡的一个缩影。这个年轻乐团，好比我们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沉重的包袱，有的是探索的精神，敢走自己的路。这也像是美国这个移民大国。美国音乐不拘泥于传统，源自欧陆的古典音乐与美洲本土韵律糅合起来，在音符上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在美国，外来的苗种，本土的养分，经过岁月的酝酿，不经意地结成别树一帜的文化果实。

在新加坡，本地一些乐界人士使命感强烈，不待岁月的沉淀，而很有意识追寻“南洋风”、打造“南洋音乐”，并已带来不少佳作。然而，这也带来一些疑虑。艺术创作如果太过迁就意识形态，风格上互相趋同，这有如自我框限，到头来反而有碍本土艺术的茁壮成长。

华乐团这25年一路走来，勤于开垦，时刻自我审视，不敢错失当年从天而降的契机。放眼未来，它只要善于调整，保持活力，不自我束缚，必能奏出更多独到的、地久天长的音乐。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

本文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华乐团董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