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01观点

本周三（8日），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的特首质询会，议员叶刘淑仪向她提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及社会要“共同富裕”，港府有何政策缩窄贫富差距。林郑认为香港作为外向型、开放、资本主义的社会，“很难期望没有贫富的差距”，政府会把握国家为香港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提供更多优质就业的机会，尤其助青年人向上流动，同时向基层“补底”，增加教育、医疗、社福开支，让他们享受经济成果的好处。

诚然，很难期望一个社会没有贫富差距，即使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不会如此。但亦正因为此，这个说法有如打稻草人，真正的问题在于贫穷差距能否收窄。资本主义社会在世上有多种型态，并不应该是纵容贫富悬殊的借口。

数字上，政府虽然透过税收和社会服务开支而收窄贫富差距，例如2016年的坚尼系数由原初的0.539降至除税及福利转移后的0.473，明年公布、反映今年状况的坚尼系数或许也有相当幅度下降。然而，不论介入前或介入后的坚尼系数也位于全球前列。而且回顾1996至2016年的坚尼系数，香港的贫富差距也持续扩大，可见扶贫措施须更大力。

采相对贫穷也可以“橄榄型”

林郑强调香港采用相对贫穷准则，而非绝对贫穷，好像在合理化贫富差距的存在。然而香港即使采用相对贫穷准则，即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作为贫穷线界定贫穷人口，贫富差距仍然有大与小的分别。正如大陆以“橄榄型”分配结构为宗旨，便是希望透过增加入息、税收分配和提供社会保障等，令多数人口的收入集中在中位数附近，这样贫富差距必然较小。

每年《香港贫穷状况报告》均提供“总贫穷差距”金额，即“理论上要将贫穷住户拉回至贫穷线所需的金额”。在政策介入后，2019年的总贫穷差距为244亿元，折算每户4,300元。相对于香港政府的公帑而言，扶贫所需的资源并非不可负担。加强基层教育支援和医疗服务等，也能帮助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故此香港贫富差距扩大、贫穷人口增加，原因从来不在财政能力，而是官员的决心和认知。

资本主义不应等如贫富悬殊

香港虽然奉行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不一定要放任市场和资本无序，更不代表必然是贫富悬殊。只要放眼世界，官员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多种多样。德国和瑞典的版本藉高税收维持较慷慨的福利制度，减低社会不平等和减低失业率，新加坡的版本同样奉行企业低税制，但向国民抽较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险，注入医疗系统和退休金，确保老来有依。

在多次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后，不少国家也反思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日本，有意竞逐自民党总裁及首相的岸田文雄周三（8日）便批评去规管化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并主张更积极的财富再分配以刺激增长，以财政政策达致经济稳定。美国的拜登政府更提出数十年来罕见的改革方案，援助基层和投资社会保障制度。

先不说香港政府去年推出的保就业政策实际上只是保雇主的笑话，在大陆政府力倡共同富裕、推动经济公义的时候，香港官员似乎仍然笃信大市场思维，视福利为民众受剥削后的补漏拾遗。大陆致力建立“橄榄型”分配结构，是要增加税收和各类分配制度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香港政府却无意进一步改革经济制度，难怪议员和社会担忧政府无力解决贫富差距。这样既做不到思想对接、理念对接，更可谓与国策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