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今年初拜登刚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朝野展现出三种对华策略思路。第一种出自拜登团队的竞选主张，即以广泛联合盟友的方式与中国竞争对峙；第二种主要出自美国外交系统和专业智库，即以大西洋理事会1月底发表的所谓“更长的电报“为代表，主张“两个分开”——将中共与民众分开，将中共领导人与中共分开。

3月底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专栏文章，以《美国如何赢得第二场冷战？》为题，提出了第三种思路：即利用对手的“自生障碍”来取得优势和胜利。该文将“自生障碍”定义为对手意识形态和体制中与生俱来、难以逆转的思维、政策和行为后果。

该文以当年美苏冷战为鉴，认为苏联的最大自生障碍，就是其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垄断、庞大、臃肿、缺乏竞争活力和创新机制，难以发掘培养人才。但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却要求保有巩固这样的落后经济体制，至少当权者认为不保有巩固不行，不保有巩固就会亡党亡国。

这样的僵化体制却又恰恰无法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结果是这样的怪圈：苏联愈是设法强化巩固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就愈是匮乏竞争力，自己愈发脆弱和不安全，直至最后解体崩盘。

后人多有这样的感叹：苏联当年关键是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况且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也不见得解决实质问题。

古往今来，改革与新政层出不穷，但事关最后成败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该怎么办？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日本两国的近现代化改革为例，清朝的特点是老祖宗订的规矩不能改、不能碰，一到临界点就退缩回去。譬如戊戌变法，遇到与皇权利益冲突，就失败流产。清朝最后想搞君主立宪也是久拖不决，导致加速覆灭。

日本的“明治维新”堪称大刀阔斧，而且明治天皇在改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敢于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在日本设立议会选举制度和内阁负责制，结果日本的各项发展突飞猛进，国力迅速提升。尽管如此，日本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最终还是靠外力推动才得以全面实现，也可见所谓自我政治改革，实际操作起来谈何容易。

进行政治改革的风险，是有可能导致自我否定的。30年前，戈尔巴乔夫“改革”到最后，把自己、苏共和苏联都改没有了。当然，类似这样的自我颠覆，对国家和民族来讲，可能反倒意味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回到中美竞争的话题，仍然可以借鉴当年美苏冷战的案例。美国虽然最后是这场冷战的胜利者，但在初期也并非气定神闲，胜券在握。事实上，一开始美苏双方都高度紧张戒备，严密防范对方。苏联那边持续不断的内部政治高压、封锁和清洗暂且不论，美国这边“查处赤色分子”也走火入魔，还搞出了极右的所谓“麦卡锡主义”。

这就回到了“自生障碍”的怪圈，即本意是强化自己，保护自己，防范敌人，结果反而是愈搞愈自乱阵脚，自毁长城，自取灭亡。“麦卡锡主义”在1950年代初盛行一段时间后，美国主流社会和政治体制开始意识到如此搞下去，美国就快与苏联殊途同归了。

美国与苏联竞争的最有力武器，反而正是民主、自由、法治、公民社会及其价值，于是美国果断制止了麦卡锡主义。也正是因为这种及时的清醒和矫正，使得美国没有像苏联那样陷入“自生障碍”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现在，《纽约时报》又建议美国优化自我，在保持外部竞争对峙力度和戒备的同时，促使中国出现更多无法摆脱的“自生障碍”，如此可以帮助美国最终取得第二次冷战的胜利。大国决战岂止在战场！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