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包括《联合早报》在内的许多华文传媒，近日普遍报道曾经是浙江最年轻中共省委常委的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成为最新落马的中国省部级高官。由周江勇的履历，可以看出不少中国官员的资质问题。

科举考试和八股文曾经被批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弊病，但是科举作为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已经被现代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而八股文则是防止科举考试中“通关节”舞弊的自然发展，保证了社会机会的公平和通过考试做官的进士的基本资质。

这种“科甲出身”代表了清代官场“正途”官员的绝大多数，全国三年一次会试，平均录取仅200多名，却成为维持一个数亿人口大国正常运转的主要行政骨干，侧面反映了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基本质量。

其他出身的固然也有干才，例如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特例。左宗棠也还是靠了进士出身的骆秉章和曾国藩慧眼举荐，才获得展才的机会。其他靠了“恩荫”的官二代或靠了捐纳的富二代官员，庸才占据了大多数，尤其是八旗子弟专靠的“异途”出身。

快进到今天的中国。“邓前”时代中国大陆经济落后于周边“四小龙”，重要原因是压制“臭老九”的反智主义。邓小平引进的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此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制度，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高考制度演变到今天，引起种种社会批评，特别是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几乎所有人士都承认，这还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人才方式和社会上升通道。恢复高考最早1977年和1978年两届大学生，后来在社会上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这一有效人才选拔制度的明证。

从公平选拔人才角度，不妨把从高考恢复到今天能够考进并完成“一本”大学本科教育，看成是中国当代的“科甲出身”。在各种营私舞弊的社会通病下，这一体制还是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基本智力素质和专业化知识。

年前武汉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和失控之际，我曾经以当时的武汉市长为例，在《联合早报》上指出：在中国官员“科甲出身”知识化专业化的大势下，也存在“异途”出身的平庸化支流，主要是没有通过高考，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政工干部。新近落马的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又为此添加一个实例。

周江勇之流的政工干部，虽然都已经是所谓的60后，成长在高考人才选拔制度时代，却没有正规本科大学学历。他们的“知识化”标记，无非是短期“在职学习”和“在职研究生”学位而已。

这里面的“水分”，尽人皆知。特别是在允许多次高考重考的当代中国，这些没有“一本”大学本科学历的政工干部的智力素质，和通过“异途”上升的正当性，都令人担忧。

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国际竞争不断激化，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日益复杂多元，像武汉冠病疫情和新近河南洪灾那样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对官员的素质要求也相应增加。希望像周江勇那样通不过高考选拔的平庸政工干部，不至于成为中国当代官员的主流。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