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彰显处于弱势的个人之独立自主的价值，找回劳动的尊严无疑是个必要的起点。

今年总理国庆群众大会聚焦三大彼此关联的社会课题，其中又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待遇影响最大。这是符合社会舆论期待的改变，然而在讨论这个群体的处境时，厘清一些概念上的迷思，或许有助于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平等如今是世界的主流价值。这也难怪，因为数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界产业链的细致分工，以及人工智能科技的突飞猛进，都极大地刺激生产力。但是这些新产值虽然造福了人类，急剧减少世界的贫穷人口，主要的获利群体，却是掌握了资本和知识的少数精英。

冠病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让贫富悬殊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富裕阶层的财富，因为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刺激股市、房地产升值而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也由于低收入阶层因为防疫措施导致经济萎缩、转业、失业等各种因素而收入减少。除了不符合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贫富悬殊永远都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应对贫富悬殊的着力点，在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这跟缩小贫富差距是不一样的。因为平等观念的流行，人们在讨论照顾低收入群体时，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里，已经论证了资本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薪金收入的增长。除非颠覆既有的金融体制和相关的市场规则，拥有资本者的财富增长，永远都是工薪阶层无法望其项背的。

但这并不代表通过调整劳动力市场规则——如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所宣布的，规定聘用外籍员工的企业，须支付所有本地员工至少1400元月薪；把渐进式薪金模式扩大到零售业、餐饮业和垃圾处理业，并跨行业纳入行政助理和司机等——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些措施都能实质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薪金；只是这跟一些人所想象的“均富”、平等无关。

另一个迷思是低收入群体的薪资水平，直接跟他们的劳动产出挂钩。正因为他们的工作属于低技术、低生产力，所以收入不高完全合情合理。要提升他们的薪水，必须通过培训或者采用科技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但这并非全部的真相，决定价格/价值的另一个因素，还在于稀缺性，也就是供需总量。如果雇主能聘请大量廉价的外籍员工，总体上就必然压低这些行业的薪水。

本地员工薪金门槛（Local Qualifying Salary）的实施，就是一种避免过度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手段。本地企业依赖外来廉价劳动力已经成瘾多时，竞争基本靠削价，非但缺乏提升效率的动力，更导致本地低收入群体薪资长期停滞不前。李总理宣布政府部门要带头，只向实施渐进式薪金制度的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一定程度能打破这种“廉价外包”的恶性竞争，而伤害弱势群体利益的局面。

政府一贯对欧美的福利国制度养懒汉的弊端戒慎恐惧，可是贫富悬殊的政治后果却同样难以承担，所以近年来逐渐改变思路，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然而福利制度养懒汉的副作用始终存在，要避免这个后果，除了倡导诸如终身学习，鼓励国人提升技能，保持就业竞争力之外，更关键的做法，便是要确保劳动者的尊严——愿意工作的人，至少能通过劳力的付出，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

不少社会调查一再证实，国人还是保持了健康的工作伦理，希望能自食其力，养家活口。可是劳动市场如果仍然是门户大开，本地劳动者特别是从事低端工作的群体，工作条件就不会出现有意义的改变。没有什么人会否认新加坡必须保持开放，在全球化的环境里，竞争者不必来到家门口，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都可能是潜在对手。可是，放任竞争，就不易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处境。

很多无法居家办公的工作，在疫情期间都被归类为必要服务；而它们绝大部分都是要实际动手，但社会地位却不高的岗位——清洁工、快递员、送餐员、收银员、小贩及其助手、公交司机、技术维修员……他们通过科技提高生产力的空间有限，本质上是无法通过规模化增加收入的工作（unscalable job），于是也就须要政府有形的手来保护，当然前提是尽量避免干扰市场无形的手正常运作。

改善这些工作的待遇，提高从事这些工作的群体的尊严，于情于理都势在必行。李总理国庆群众大会所宣布的三管齐下做法，是方向正确的又一步，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根据人力部的定义，在收入底层的20%属于低收入群体，以目前的标准，全职月薪低于2033元，他们的人数多达28万3000人；月薪1400元的本地员工薪金门槛，显然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底线。

要社会变得更包容，就必须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对于愿意自食其力者，更须让他们的付出得到肯定。要彰显处于弱势的个人之独立自主的价值，找回劳动的尊严无疑是个必要的起点。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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